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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又怎么样呢？”父亲严肃地反问，“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根基。我不反对你嫁给一个农民。”
母亲朝父亲撇着嘴角。
她一愣，瞧一眼爸爸，又低下头，看来只有母亲一个投反对票了，父亲毕竟是领导干部。
“爸爸自小就是农民，放羊的农民。”爸爸颇为动情，“解放后进了城，陕北家乡的农民来到咱家，我总是当上宾招待。我们怎能忘记农民父老！”
这是真的，姜莉多少次亲眼看见过父亲和陕北乡亲在家里畅饮畅谈的场面呀！
“问题不在他是不是农民。”父亲说，“干部，军人，医生，无论干什么的，主要要看这个人如何。你说说，你喜欢的那位青年农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倒慌了神儿。是啊，她和他在一个村子里生活过三四年了，只觉得喜欢他，一天不见他就心烧神乱，却从来没有来得及想过他有什么优点，缺点。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她也说不清白。
“他家啥成份？”母亲急了。
“贫农。”她说。
“是党员不是？”
“不是。”
“那么总该是个团员吧？”
“也……不是。”
“你看看！连个团都入不上，肯定是个落后分子。”母亲很得意，“你怎么能与这号人拉扯呢？”
“他写过申请，团支部老是怀疑他。”她说，“怀疑他想里通外国。”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呢？”父亲问。
“他喜欢研究国际关系。”她似乎才找到了话题，可以谈他的独特长处了，“甭看他是个农村青年，才二十出头，他到处搜集资料，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民族风俗都研究了……”
“他研究这些干什么呢？”父亲惊奇了。
“他说他将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准备出任驻国外的外交官。”她说，“他正偷偷跟一个中学老师学英语……”
母亲早已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胖胖的身体笑得颤抖着，掏出手帕擦眼泪。她不能忍受母亲的轻蔑的笑声，看看父亲，父亲冷漠地扭过头去，她看不清他的脸，就急忙解释说：“他对非洲最有兴趣，如果能出任到非洲某个国家，他将来要写一部研究黑人的书……”
“神经病！”母亲挥着胳膊，没有耐心再听下去，“绝对是个神经病！”
“什么‘神经病’！”她顶了妈妈一句，“我觉得他……”
“起码可以看出他不成熟。”爸爸的语气虽不严厉，却是肯定无疑的，“莉莉，甭计较你妈妈的话，她说得不准确。我看呢？咱们既不嫌弃他是农民，也不要想高攀未来的大使。我觉得关键是他不成熟，二十几岁的人了，有点想入非非吧？我想看见你找一个更稳当更成熟的对象。”
“我只是说他的兴趣和爱好。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他当什么外交人员。”莉莉说，“我就是要跟他这个纯粹的农民。”
“你呀……你也更不成熟。”父亲站起来，摇摇头，走出门去了。
随后……她听从了父亲的指导，与父亲的战友介绍来的一个青年结识了，这就是她现在的孩子的爸爸。
他是个医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给她做饭，洗衣，做一切家务中的琐屑的事，从来不厌其烦，而且根本无需她开口。他从来也没有和她争论过什么问题，更谈不到吵架拌嘴了。即使她偶然火了，他即刻就默然了，过一会儿又来嘘寒问暖。他从来也不说长道短，出门上班，进门做饭，他从来也不谈及医院里的任何是非，更不会像那个不成熟的乡村青年张口东南亚时局，闭口非洲大陆的干旱问题。她和他组成的这个小家庭，经济富裕，关系平静和谐，却也有点寂寞，甚至乏味。她从来也没有过欣喜若狂的一阵儿，也没有过心儿震颤的一刻，杏树上的那种疯狂的追逐和如痴如醉的依恋，再也没有重现过。近年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发觉自己也变化了，变得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了，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她也成熟了？
他说过，杏子成熟了，把儿也就松了，风一吹就落下来了，风不吹也要落下来。倒是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那酸得使人不敢合牙而又不忍吐掉的味儿啊！留在心中，永难忘怀，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嘴角就会有酸水泌出来。
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头一年，就考进了国际关系学院，而今确实做着驻某国大使馆的秘书工作。妈妈卑视为“绝对的神经病”人，现在正在重要的岗位上，为祖国服务。她既没有心思和妈妈赌什么输赢，也不是遗憾自己丢掉了这样一个体面的丈夫。她现在更多地想着的，是父亲所谓的神秘的成熟的含义。
她刚才在电视里看见他在舷梯上回过头来的一笑，笑得自负，笑得顽皮，还是那一股火辣辣的进攻的精神，却依然看不出任何成熟的标志。
他大约永远都是个不会成熟的人？
她却成熟了，不可挽回地成熟了！
丈夫心平气和地走过来，坐下了。儿子也完成了作业，在小竹椅上坐下了，晚上有电视连续剧《陈真》，爷儿俩最快活的时间到来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端起茶杯，准备去备课。当她坐在桌前案头的时候，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思维来，眼前总有那么一嘟噜毛茸茸的酸杏儿……
1985。5。草成
11。小改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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