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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成了“赶不上公共汽车的亚洲孤儿。”再例如，1973年10月中东战争
爆发后，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和部分禁运，使西方国家面临严
重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冲击面前，日本被迫采取“新中东政策”，即支
持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日本从这些事件中清醒认识到，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中，继续追随美国，甘当“政治侏儒”已万难立
足，因此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1978年，大平正芳组阁，他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和“综合安全保
障战略”；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多次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只满足于
做经济大国，还应谋求政治大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加
强日本的发言权。1983年中曾根内阁的政府预算，在防卫预算费上比上年度
增加 6。5％，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政治家的带动下，日本新闻舆论也纷纷就
此大做文章，鼓动日本向政治大国发展，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进行社会心理
准备。1988年元旦，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写道：“世界将由某一个国家取
代美国而负起牵引世界经济的责任。在这个新的主角亮相之前，世界经济将
继续发生混乱。”文章认为，这个新主角有可能由日本和联邦德国充当，“但
目前在世界上靠得住的只有日本。日本有责任应该主动地为世界经济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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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而发挥最大的力量。”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是渐进的，但目标明确，部署全面，不断前进。
首先，在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基轴的日美关系中，日本要求增强自主性，谋求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新闻公报
中首次宣布，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两国将分担适当的责任。其次，在国家
安全保障方面，日本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逐步有限度的加强防卫力量，
并试图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军费预算限制。
1985年，日本防务费用达0。997％，而且突破1％的趋向已十分明确。
日本以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条件，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特别注重
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再次，日本不放过任何机会，如1990年8月至1991
年1月海湾危机期间，海部首相提出《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企图向海外
派遣自卫队。虽然因各方面反对而被国会作废弃案处理，但这表明了日本抓
紧行动，推行其政治大国的目标的实现。最后，日本一直不懈努力，谋求扩
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从70年代起，日本实际上已争取到不少与西方大
国平起平坐的权利，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出席者。但日本认为，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产物，对
日本已不再公平。为此谋求日本成为联合国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日本的社会问题与人民运动 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和
文化传统受到诸多因素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环境污染即公害问题从50年代便不断发生。如1953—1959年日本熊本
县水俣市海岸居民四肢麻痹、语言迟钝、耳聋、神经异常等现象突然增多，
并因此而导致死亡。经调查，是肥料工厂排入海中的废水含有汞，致使海鱼
中毒，人食鱼后被传染中毒而造成公害，被称为“水俣病”。70年代，日本
公害事件频仍，以至酿成东京杉并区立正高中学生光化学烟污染中毒事件。
1973年，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疼病、阿贺野川水俣病“四大公害”案
在法院胜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对策，然而企业界为
利润而推卸责任，因而公害问题并没有因公害法颁布而获得解决。
“老年人自杀、中年人‘蒸发’、青年人犯罪”，这是日本当代社会问
题的形象概括。50年代中期以后，青年自立后脱离家庭，不愿赡养老人，社
会又采取低福利政策，致使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压力急剧增加和恶化，自杀
率上升。离家出走的中年人比青年人更多。这是因为快节奏工作的压力下，
中年人常用突然离家出走方式逃避生活负担，犹如水遇热蒸发一样消失。1963
—1969年间，职员阶层“蒸发”率增长了近100％。青少年的犯罪比例，超
过成人犯罪，引起社会担忧。
《旧金山和约》把冲绳从日本分离出去，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但冲绳人
民奋起反抗，于1951年兴起归还冲绳运动。当年8月的签名者即达19万余
人。1968年12月，152个冲绳团体组成“保卫生存县民共斗会议”，把1969
年4月28日定为“冲绳日”，每年是日全国集会游行抗议。在此日益高涨的
民众压力下，1969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
联合声明，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1972年5月15日，冲绳正式回归日本。
这是战后日本人民较早取得胜利的人民运动。
同年9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促进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也取得了历史
性胜利。这场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949年至60年代初的民间交流、
友好往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为争取日中友好、加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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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交流、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
第一个战后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在京签署。其次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恢复日中
邦交运动。1964年，佐藤荣作执政后，日本政府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遭到国民普遍反对。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意见，并不顾政府阻挠，前
来中国访问，谋求新的交流与发展。1970—1971年，公明党发起组织“日中
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其他一些组织如“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促
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纷纷成立。1972年4月，社会党、公明党、民
社党、工会、友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促进恢复日中邦
交联络会议”，使日本恢复日中友好的人民运动达到（禁止）。日中建交后，日
中人民友好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目标是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4
年12月，日本各界代表在东京集会，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1975年3
月，日本30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东京开会，宣布成立“要求立即缔结日中和平
友好条约东京实行委员会”。此后，群众签名运动和新的组织不断开展和建
立，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实际行动。1978年8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京举行
签字仪式，标志着日中人民友好运动的圆满胜利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中美关系
的制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中。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日
本政府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对新中国采取顽固的敌对政策造成的。1952年4
月28日，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和约”，并于同年8月建立了“外交
关系”。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对新中国的态度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
政策，长期坚持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使中日两国的对立无法得到缓解。
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也不得人心，并对两国经济贸易发
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从50年代初开始，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就冲破重重阻挠，
积极开拓对华贸易渠道，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发展两国人民间的
友好关系。1952年春天，日本众议员帆足计、参议员高良富等人绕道莫斯科
来华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战后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中日民间经济、
科技、文化等往来交流活动日渐活跃。1954年10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
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日。双方在侨民返国、日方送还
中国“战争劳工”死难者遗骸等方面积极配合，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57
年2月，岸信介上台，加强了阻挠中日民间交往的政策，使中日民间交往跌
入低谷。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首相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出现松动，民间
交往再次形成（禁止）。1962年11月9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日中综合贸易的
备忘录》，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这对中日两国人
民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出现松动的种种迹
象，但日本佐藤内阁仍于1971年9月6日通知美国驻日大使，在联合国中国
代表权问题上，日本支持“双重代表制”议案，即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
立场。佐藤内阁的顽固立场受到国内朝野上下普遍反对和指责，参众两院对
外相福田赳夫提出不信任案。1972年上半年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对佐藤内
阁的支持率是战后历届内阁的最低点，而国民关注的焦点是中日关系问题。
佐藤内阁因此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
在首相继任问题上，田中角荣把握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趋势，允诺将
恢复中日邦交，所以击败强劲对手福田赳夫而登上首相宝座。1972年9月25
日，田中首相率团访华，于29日签订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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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对立的局面。
《联合声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