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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整个地中海北岸。向东向南均能确保亚、非两洲的资源供应并使苏联南
翼包抄夹击欧洲的战略受到挑战。这对维持欧洲均势与和平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促使双方在政治上经常联合一致，曾
经形成孤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局面。如在苏联出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
埔寨和美国轰炸利比亚、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政府等问题上，欧共体都坚持独
立的外交政策，这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抗衡超级大国无疑是有力的支
持。
二、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
法国戴高乐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戴高乐主义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期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初期这段时间里逐步演变形成的，这既是法兰
西民族在战败之后民族复兴呼声的体现，也是法国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问题
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内容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和维护法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大国地位，并以欧洲联合为基础抗衡美国的政治控制。
戴高乐主义的独立自主政策的根本立足点是实现欧洲联合，即努力使欧
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在欧洲统一的问题上，戴高乐认为未来的欧洲绝不应
是任何形式的超国家联合体，而是由本国历史、本国文化、不同特性的民族
国家构成的，这与欧洲统一的主要倡导者让·莫内的设想截然不同，莫内代
表的统一势力主张建立欧洲联邦。戴高乐的欧洲观有两个基点，一是“法国
中心论”，二是“法德联盟”。戴高乐多次谈到法国在欧洲统一中的作用，
认为欧洲复兴必先有法国复兴，只有当一个站起来的、不受牵制的法国处在
领导欧洲的地位时，欧洲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法德联盟”既是欧洲团结
的基础，也是欧洲联合的开端，同时也是法国联合欧洲抗衡美国的关键。
戴高乐主义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体现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努力摆脱美国的核保护伞，为独立
自主政策提供可靠的实力保障。戴高乐认为，当今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拥有的核武器都足以毁灭对方，不到冲突的最后关头，彼此不会直接交战，
而地区冲突，如发生在中欧或西欧的冲突将使这些国家为美国利益作出牺
牲。因此，法国不能在美国保护下求得安全，而必须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
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由于法国战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国家经济实力空前
增强，有条件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核武器。1960年2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
撒哈拉沙漠地区雷甘，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其后不顾非洲国家的反对
和美国的掣肘，于1960年4月、12月和1961年4月接连不断地进行核试验，
1962年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运载工具，使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具备了一定的
规模并具有实际打击的能力。与此同时，法国坚决禁止美国核武器运入法国
部署，要求美国撤走战略轰炸机。1962年12月英美拿骚会谈后，肯尼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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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为法国提供北极星潜艇导弹，企图将法国核力量控
制在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之中，遭到了法国的坚决抵制。1963年7月，美苏
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这个条约的实质是阻止别国发展核武
器以维持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地位，因而不主张法国参加这项条约。
第二，果断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积极发展独立的军事防卫体系，
争取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的发言权。戴高乐认为，在核均势时代，北约的
国际保障作用已经发生变化，以美国核垄断为基础的保障机制也应该发生变
化。欧洲屈从美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法国不应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
不再能发挥保护作用的“保护人”，而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欧洲和世界行
动。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撤出北约组织、摆脱美国控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早在1959年7月，法国地中海舰队就撤出了北约组织。在拥有核打击力量之
后，法国开始逐渐脱离北约组织。如1963年6月，从北约撤出法国大西洋舰
队； 1965年 5月，拒绝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1965年9月，戴高乐在记
者招待会上讲话暗示，法国将最迟于1969年退出北约。1966年2月21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法国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3月10日
和29日，法国外交部向北约14个成员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要求北约指挥机
构、盟国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撤离法国。29日的备忘录还规定：欧洲盟军司
令部和中欧司令部的总部应在1967年4月1日前迁出法国领土；驻欧美军参
谋部和美国陆军、空军各种设施的搬迁工作一般亦应在同一期限内完成。
第三，积极发展“法德联盟”，以此为基础巩固和加强欧洲经济共同体，
坚决抵制英国加入欧共体，从而防止美国利用英国控制欧洲。戴高乐十分重
视法德关系，认为法德和解和联盟是欧洲联合的基础，可以保障欧洲政治的
独立性。同时，戴高乐对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采取了顽强的抵制政策，
致使英国首相威尔逊叹道：“只要戴高乐将军还在爱丽舍宫，我们之间的关
系将极难恢复。”
第四，发展独立的对苏关系，用“缓和、谅解、合作”的外交政策替代
冷战与对抗，增强在美苏对抗夹缝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50年代末期，苏美
关系出现转机，美国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其对外政策的支配地位上。而戴高
乐认为，美国不能包办欧洲对苏政策，欧洲，特别是法国，应该发挥独立作
用。1960年3月，戴高乐邀请赫鲁晓夫全家访法，会谈时，他提出“缓和、
谅解、合作”的政策主张。这表明法国已经独立自主地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并向西方联盟中的美国盟主地位发出挑战。戴高乐主张，在苏美接触的同时，
欧洲国家应该在诸如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同苏联相互交流和接触，
这样可以把“铁幕”一块一块地撕碎。
戴高乐主义的独立自主政策，在戴高乐之后的第五共和国历史中一直被
延续发展着，这说明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也是战后欧美矛盾的一种体现，是帝国主义阵营分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战后德国分裂，联邦德国一直不承认民
主德国，视其为德国东部领土，并于 1955年开始推行哈尔斯坦主义。1961
年，阿登纳仍声称，当德国历史性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是不会忘记德国的东
部地区的。这时，联邦德国仍期望依靠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支持来实现统一。
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深陷越南及其衰退，以及联邦德国对苏联
东欧的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迫使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重新考虑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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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主义。从60年代初起，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开始酝
酿一个新的东方政策。
推动哈尔斯坦主义向新的东方政策转变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
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先后出任政府外长和政府总理。勃
兰特曾在柏林墙事件时任西柏林市长，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抗的严重性，所以
主张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的统一。勃兰特任外长时就表示愿意同苏联和东欧
国家就互不使用武力的问题进行谈判。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
生后，联邦德国内部就是否继续采取缓和政策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1969年
勃兰特大选获胜出任政府总理，坚持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并最终完成了新东
方政策的转变。由于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从俾斯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
个相应的东方政策，为了加以区分，人们习惯地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称为
“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的基础是缓和、均势与联盟。只有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气氛，
联邦德国才有可能摆脱哈尔斯坦主义，采取相对灵活和自主的外交政策，从
积极主动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谋求新的统一机会。由于德国分裂
形成的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这种对抗长期处在均势状况中，当谁也
无法消灭对手时，均势便成为一种现实，新东方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对这种现
实的承认。在缓和与均势环境中推行新东方政策，需要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结
成牢固的联盟关系作为后盾，失去了这个基础，新东方政策将无力贯彻推行。
勃兰特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显然，其中最主要
的是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但这必然涉及联邦德国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
概括说来，新东方政策是以四个重要条约为基本内容的。勃兰特上台后，坚
持与苏联进行谈判，两国外长于1970年夏进行了13次谈判，终于就互不使
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同年8月12日，勃兰特总理访苏，正式签订了《莫斯
科条约》。条约声明，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与缓和，保证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承认欧洲疆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四国占领柏林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