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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民的拥护和欢迎，是一部民主主义宪法。
新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日本已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日本国
宪法》第1条仍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同时用内阁限制天皇的权
利。过去只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宪法，只对国会
负责。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
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宪法第41条）这样，天皇对日本社会的实
际事务的影响完全被排除了。从形式上看，日本的议会制度是英国式的，但
吸收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使日本议会制民主能保持较长期的稳定，
这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民主化改革 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战后
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主要围绕着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和农地改革两大问题展
开。
日本财阀是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产物，它以血缘和家族的主从关系为
轴心，是特权商人与明治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封建色彩极浓厚的垄断资本集
团，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1945年10月，根据占领当局
的指令，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的改革开始实施。11月，首先冻结了三井、三
菱等日本最大的15家财阀的资产。1946年4月，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整理
委员会”，指令日本各财阀交出证券和凭证，强制拍卖，割断了资本的内部
联系，使股权分散，形成共同持股的竞争机制。这项改革打破了财阀家族垄
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垄断资
本主义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又有所
抬头，在美国默许下，势力渐渐壮大起来。但这与财阀家族垄断时代的情况
已大不相同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是寄生地主制。它是天皇制
的阶级基础之一，也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滋生土壤。占领当局在《农民解放
令》中宣布：“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必须进行改革”。从1946年
10月开始，到1950年底，根据农地改革法案，寄生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
在乡地主一町步（约合14。8市亩）以上的出租土地均被征购，卖给农民。到
1950年，全国221万町步佃租土地中的194万町步，转卖到农民手中。土地
转卖是按战前价格执行的，因此，战后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使土地转卖几
乎是无偿转移。虽然地主对农地改革不满，并有些反抗，但在占领当局监督
下，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成立了各级“农地改革委员会”，将地主的反
抗强行压制下去，使农地改革得以顺利完成。
日本土地改革具有扫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大意义，是一次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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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土地革命。农地改革对日本军事封建资本主义的基础，即
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根本改革，完成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尚未完成的
资产阶级土地革命。同时，农地改革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发展方面，农地改革使绝大
多数佃户变成了自耕农，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收入，
有助于土地改良、科学种植以及扩大市场，为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
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
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政党与人民运动 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方面，民主的政党政治氛围渐渐形成；另一方面，人
民群众广泛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当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被击垮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政党如雨后
春笋纷纷而起，1946年大选时，有363个政党报名竞选。在政治风云冲击下，
政党分化组合，渐渐形成了几个比较稳定的大党，它们成为战后日本政坛上
的主要政治力量。这几个大党是自由党、进步党（1947年改名民主党）、社
会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 （社民联）
等。战后几十年中，除1947年至1948年有一届九个月的社会党内阁 （片山
内阁）外，基本是自由党、进步党内阁。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进步党）
合并，称自由民主党 （简称自民党），此后一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掌握内
阁。自民党的成员由上层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地方实力派、资本家、律师
和记者等组成，拥有400余万党员和党友，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
在内政方面，自民党主张自由经济，倡导建立“民主、自由、福利”的社会。
自民党的政策直接影响到日本战后的历史进程，既为战后初期经济恢复也为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党、公明党等其
他在野党，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日本，但这些政党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
量，既是自民党的竞争对手，也是自民党的监督力量，它们使政党政治能比
较民主、健康地发展，为日本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运动广泛深入、蓬勃持久发展，是战后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日本战败投降时，社会动荡混乱，政治上，维护旧天皇体制的保守势力与民
众的民主改革呼声相对立；经济一片惨淡破败景象，物价飞涨，黑市猖獗。
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
利。
战后，日本工会、农协会组织迅速广泛建立起来，到1946年，工会数已
近1。8万，入会人数约480万人。1945年9月至1946年初，全日本发生罢
工240次，农村发生的农民反对地主夺佃的纠纷事件达25万余起。1946年5
月1日，东京50余万人举行了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并要求粉碎zhuanzhi主义、封
建主义、法西斯主义。虽然由于占领当局干预，1947年“二·一大罢工”没
有如期发动起来。但这一次罢工准备活动，有力地冲击了吉田茂政府，使吉
田内阁在4月大选中垮台。社会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大选获胜，组织了片
山内阁。但片山内阁没有履行大选中的诺言，转而扶植垄断资本集团，对人
民却采取勒紧裤带政策，因而导致人民运动再度高涨，使片山内阁仅维持了
9个多月便于1948年2月垮台。1952年4月18日，日本各界群众为反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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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破坏活动法》，维护工人的罢工权和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权再次掀起
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约105万人，各界群众积极支持，使罢工活动
持续到5月1日。当天，东京50万群众在明治神宫外草坪集会，提出“反对
重新武装”、“争取民族独立”、“打倒吉田内阁”等口号。这次集会遭到
军警镇压，近2000人受伤，成为有名的“流血的五·一事件”。此后，人民
①
运动更加蓬勃展开，参加人数逐年上升。参加“春斗”的人数1956年由80
万增加到280万，1960年增至440万人。日本战后人民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巨大动力。
朝鲜战争与日本经济的恢复 日本摆脱战后初期经济困境、走上恢复
发展的道路，是与朝鲜战争及美国对日“特需订货”分不开的。直到1949
年，日本的经济仍处在极端困难之中。战败至1948年，日本的通货膨胀仅在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稍有抑制，但整个经济形势仍不景气。1948年底，美
国提出了紧缩财政、加强税收等“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并派底特律银行
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于1949年2月赴日本具体实施。道奇整顿日本经济的方
案称“道奇路线”，是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主的。经过整顿，1949年度
出现预算黑字达1567亿日元，税收增长 40％以上，黑市价格下降 30％，使
广大群众从统制经济中解放出来。但道奇路线另一方面又造成工厂倒闭、失
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了“稳定恐慌”。1950年初，日本经济阴云密布、
使人窒息，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景。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走投无路
的日本经济开始绝路逢生，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面对这个机会，日本资产
阶级及政府都情不自禁地叫道：“这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
“一股神风啊”！
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给日本带来了大
量“特需订货”。据统计，日本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 13
亿美元，向驻日美军及辅助人员提供的“间接特需”达23亿美元。这几十亿
美元迅速使日本经济活跃起来。其次，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贸
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外贸增长达2。8倍，有力地推动了岛国
经济的恢复发展。再则，“特需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商业迅速摆脱积
压滞销的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