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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没人信，我也就在四五岁时就自己看病了。那时有公费医疗，五分钱看次病，卫生所就设在大队部，医生只会打青霉素，一般的头疼感冒是没问题的。可有一次问题大了，我脖子上肿起个一个大馒头，越来越大，跟老太太的大脖子病似的。医疗室的大夫便玩儿命给我打青霉素，疼啊，真是疼！一天两针，连打了半个月，大馒头越来越大，而两块屁股也被打肿了，走起路来跟小儿麻痹似的。最可气的是有一次回家，一只半人多高大公鸡看我走路的样子奇怪，死命地在后面追我，把我吓得差点儿尿裤子。后来去了趟儿童医院，弄了些药面，敷了几天就好了，自此我再不信任卫生所那群庸医了。
聪明的孩子心智成熟早，四年级时，雷锋突然复活了。全国的学校都号召学雷锋，而我私下里说雷锋的事不大可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结果学校是大会批小会斗，上课时老师看见我就是一脑门子气。现在看来只能说我太聪明了，无意中把大人的遮羞布拉了下来。无奈无奈呀！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我的变态，而我的作品也全是变态心理下的变态作品，我不知道自己几时能恢复正常，千万别让我糊涂一辈子。
四
对我来说，变态的最大结果是自己与父亲终身的不合。
我恨我爹。
上高中后，我知道了佛洛依德，知道了性爱论，知道了每个男人都有一种仇父情结，但我依然掩饰不住对父亲的愤恨。为幼时的种种不幸，为他的无所作为，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好记性。
《危险接触》 酒色财气变 态（3）
脱离农村户口是我9岁的事，对父母来讲这或许意味着更多，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学杂费从两块五涨到了三块五，其次是班级名录上少了一名农民生。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家终于要拆迁了。用“终于”这个词很贴切，那时附近的菜地全盖成楼房了，却孤零零留下我们这几十户人家没动。原因是为我们这些住户盖的楼房，被开发公司的头头分给自己的家属了。
由于周围没有民用供电设施，我们这几十户人家就用工地的电，工地的电自然是没数的，于是大家五六年没交电费，倒也滋润。其实不是我们不想交，根本没地方收这笔钱。由于电压太高，家家三天两头地炸灯泡。有一次灯泡就在我头顶爆炸，跟原子弹似的。
后来不知哪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记者多事，在晚报上登了篇文章，说我们这些住户全是刁民，数年不交电费，成心占国家便宜。这一来老少爷们儿全急了，要知道那时上回报纸可是大事，不象现在，连狗都能成为头条新闻。
老住户们把开发公司包围了，揪着经理的脖领子讨说法。据说开发公司的经理是处级干部，从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老百姓，气得连摔了三支玻璃杯，最后不得不把分给教育局的楼房让了出来。再后来听说教育局把这事捅到了区委，至于他们是怎么协调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
拆迁是普通北京人一生中最大的机遇，测量房子的刚走，我们街上就打成了一锅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叔叔跟大爷打，嫂子跟弟媳妇打，儿媳妇跟婆婆打，儿子跟老爹打……
那时我还没成年，自然不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偏巧两个婶儿因为分赃的事跟奶奶干起来了。那天父母不在，我却在家，我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当下狗脾气就犯了，站在院子就把亲婶和畜生联系到一块儿了。结果连叔叔要抽我这个小兔崽子，我顺手抄起铁锨，叔叔们立刻嚎叫着跑屋里去了。当天晚上父母得知我的光辉事迹后，嘀咕了一晚上，惟恐我听见什么。
第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已经空了，原来父亲怕我再跟叔叔们动手，第一个就搬走了。
先搬走的都是倒霉的，我们家得到了一个小三居，是不带客厅的那种，简直跟鸟笼子差不多。要知道我还有个弟弟，一看房子我就急了，当时就跟父亲大吵起来。而他竟异常兴奋的说：“先搬走还有600块钱的补助呢。”
说实话我成熟比较早，当时就想到了自己和弟弟以后结婚的问题。
而老妈却道：“到时候单位自然会分房的。”
“您做梦，出不了十年房子就得自己买。”我叫道。
“瞎说，国家怎么能不分房呢？”
老妈真是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就是看问题的眼光从来都是静止的。我上初一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那时买大件比较麻烦，得抓票，父亲轮了半年才在单位里抓了一张电视票，然后蹬着三轮从前门把电视拉回来。但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爱惜东西，经常来回调台。“梆梆梆”的调台声把老妈的心脏都镇坏了。有一回她实在急了，揪着我的耳朵嚷嚷道：“你再给弄坏喽，我这辈子就置了这么件产业。”
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你放心，以后一个月工资就买台电视。”
“你放屁，你以为你妈是傻子呢？”老妈话没说，抡圆胳膊就是一顿狠揍。
前两年彩电价格坐滑车，我拿着一月工资在老妈面前显摆：“您看看，够买两台电视了吧？还是彩色的。”
老妈当时又骂了我一顿，但眼神里明显是茫然。最后她咬着嘴唇道：“这世道也怪了，你那么点儿岁数怎么就能看到今天的事？”
我知道再说什么她也不明白，总不能说自己的老妈比较傻吧？但我心里清楚，咱活十年没准就相当于一般人活三十年的。
话说回来，老爹怕我闹事，先搬走了。结果是我们俩长年累月的冷战，我认为他自私自利，不仅没为奶奶出头，而且把家里应有的权利放弃了，弄得我们家的房子最小，难道他就没想过两个儿子吗？果然我工作后，房子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拥有一处房子成为北京人人生的最大目标，而父母当年的短视也成为我嘴里永恒的话题。
自此父亲比以前更加沉默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取得我的原谅。
大约三年前，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天桥买东西，完事后在街面上闲逛。突然有个人影在身边一闪，我竟觉得这矮小的身影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联，赶紧回头寻找。
那是个瘦小的南方人，大概四十来岁。他上身是肮脏的兰色中山服，脚下蹬着双辩不清颜色的破球鞋。他快步从我身边走过，径直冲向一只半敞着口的垃圾桶。突然他做了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动作，整个上半身扎进垃圾桶，专注地在桶里寻找起矿泉水瓶子来。
我停下了，我上半截身子凉了，我感到指尖传来一股颤栗，我静静望了他一分钟……
“怎么了？”老婆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犯傻。
“我想起我爸来了。”实际上我脑海中的父亲是那个蹬着自行车，在公路上拾马粪的人。我突然觉得有一种不知名的药剂注射到血管里，它在周身游走，却找不到该去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做梦了。
头一次梦见父亲。
头一次梦见他回来看我。
我梦中整整哭了一夜。
《危险接触》 酒色财气窟 窿（1）
我是北京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虽然去过很多城市，走过很多路，但我却无法适应其他地方的生活，我甚至无法想象，外地人不在北京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我熟悉北京的一切，不仅是地理上的北京。这么说绝不过分，因为我是六代京城土著，这座城市的气息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那是一种天生的牛气。所以我不会在心里屈服于任何人，不信天，不信命，不信邪。
我一直认为，北京最重要的特征不是金碧辉煌的故宫、天坛，不是中南海门口威风凛凛的警卫，更不是辽阔得有些荒凉的广场，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活人嘴里辛辣多变的语言。
据说北京话形成在清朝，是满汉结合的产物，所以北京话是中国最有特点的方言，怪异中总带着一丝嘲弄，玩世不恭又极其形象。
比如我们把衬衫叫做汗塌儿，把外衣叫做褂子，把水壶叫做吊子，把姑姑叫做爹或者娘儿，甚至把没出嫁又比父亲大的姑姑叫大爷……，这是名词，动词就更形象，比如我们把逃跑做叫颠儿，你可以想象一头受了惊吓的驴，颠簸着身子逃跑的情景。比如我们扑面摔倒叫做马趴，你也可以想象一匹高头大马轰然趴下有多么壮观！当然有些词现在已经不用了，但还有些词估计能用到十三世纪。比如，北京人把借债形象地说成是捅窟窿，欠了很多钱，则是捅了一个大窟窿。
前几年我就捅了个大窟窿，更确切地说是我家捅了个大窟窿，由于我是长子，父债子还，这些债务自然落到了我身上。有时我真后悔，为什么要当老大呢？唉！下辈子做狗也不能做大狗，大狗责任大呀！
背运的开始大约在1997年夏天，主要原因是小石的恶意诅咒。
小石是诗人，是个色情诗人，我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他的。那时我还在倒腾油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作家。
有一次兰州来了个客户，约我去吃饭，其实就是让我去结帐。客户是上帝，慢说找我去结帐，就是逼着我娶他妹妹，咱也不敢不娶呀。无奈，我只得去了，饭局地点在安贞桥附近，幸好饭馆不大。
饭桌上大多是甘肃人，客户想在朋友面前露一小脸。看见没有，北京人得请我吃饭！牛吗？由于这种场面多了，我大多埋头苦吃。
“您是做什么的？”落座没多一会儿身边的小个子便开始套瓷了。
“卖油漆，混口饭吃。”我突然觉得如此一说，有失身份，赶紧补充道：“工业油漆，都是大型厂矿用的。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