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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会发现，两千年来，中国人没创造什么了不得的社会财富，往往是创造——毁灭，再创造——再毁灭，至于精神财富就更可怜，诸子百家敢想敢做，而他们的后代却是一群在磨房里打转的驴，根本转不出房去。即使创造过一些伟大如阿房宫、长安城那样的恢弘建筑，也被一些起义领袖们一把火烧光了。但中国人特热衷于财富再分配，只要一部分人刚有点儿钱，另一些人必定会眼红，于是“均贫富”的口号响彻了几千年。于是我们不得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两千年的中国社会是靠什么发展过来的，理性还是兽性？我爷爷真倒霉，还不算特有钱就被再分配了，于是我家再次成为赤贫！
成为赤贫倒也罢了，大不了从新开始。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打倒还不算，还要被踏上亿万只脚，要在精神上消灭你，无奈爷爷也只得认了。
转眼到了1958年，护城河外到处都立起高炉，锅碗瓢盆都被拿去炼铁了。爷爷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对，那时根本吃不饱，应该是饿糊涂了。一天，爷爷在场院上与大家谈论耍猴的乐趣。聊到高兴时，竟让一位侄子扮演猴子，自己举着个笸箩充铜锣，在场院里瞎转起来，惹得大家嬉笑不已。
按说这不过是个玩笑，但在精神过敏的年代，一切都是把柄。第生产队长就急了，这不是讽刺大炼钢铁吗？这不是跟大跃进对着干吗？这不是地主阶层想反攻倒算吗？没出一个月，爷爷就因为假装耍猴而成了右派，真光荣啊！可笑的是生产队长就是爷爷没出五福的侄子，现在我都得管他叫大爷。所以谁骂我大爷，我都高兴，我大爷欠骂！
此后爷爷就成了我们那条街的典型，一有运动就会拉出来练吧练吧，人都折腾皮实了。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更倒霉了。又一个脑瓜好使的叔伯大爷出来了，他在批斗会上声称在我们家见过金子，于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社员们兴高采烈地冲进我们家，一进屋就把水缸都砸了，然后硬是在屋里挖地三尺，一定要挖出点儿金子来。其实我爷爷不过是个小地主，归了包堆也没有五亩地，哪来的金子？
我出生后，这种闹剧依然上演过好几次，几乎每年我们家都会被刨上一两次，逗乐呗！
1970年我来了，1971年林彪死了，1972年尼克松来了，1973年我爷爷死了。大家都说我爷爷是血压高死的，可家里人都知道他是给气死的，却没人敢说出去。父亲传达了爷爷的遗言，据说爷爷只有一句遗言：不许分家，一分家就生分了。
其实爷爷这么想也有道理，逗他玩儿了十几年的都是本家人。如果当年不分家，他们怎么敢折腾长辈呢？
父亲是长子，也是老实人，爷爷对他向来是放心的。父亲不想违背爷爷的遗愿，于是向叔叔们发布了不许分家的号令，一切按爷爷的嘱托办。但随着叔叔们相继成家，爷爷的嘱托逐渐苍白了。最后叔叔们向父亲发出通牒，要么分家要么砸锅，在这种逼宫似的的威胁下，父亲妥协了。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失意，自此他开始一蹶不振。
此时我已经好几岁了，象所有男孩子一样，又淘又皮，父亲的满腔怒火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他是真打呀，从酒杯到板凳，什么都敢往我脑袋上着活，动不动我就会头破血流。我六七岁的时候，卫生所的所有大夫就都认识我了，而每回父亲带我去看病都会告诉人家，这小子太淘气，自己摔的。于是医生们给我起了个外号：跟头流星！实际上我心里特清楚，全是我爹打的。
据说我也是真讨厌。那时我家院子北面就是自来水，挑水的人都要从我家门口路过，而我常常躲在门后，有人挑着水从门口走过，便抓一把土扬过去，然后一头扎进屋里再不出来。为这事很多人跑到生产队队长那儿去告状，说我有地主阶级的劣根，消息传来，我身上最少得青肿几块。于是我发着狠地扬土，最后大家都不敢从我们家门口走了。而我为这事去了两次卫生所，到第三次的时候父亲也有点怕了，于是抄起擀面杖抽我的屁股。结果从屁股到大腿这一带被抽成了搓板，根本没办法坐下。
《危险接触》 酒色财气变 态（2）
实话实说，扬土的事的确是我该打，但很多事不能赖我。那时冬天都烧煤球炉子，大人们白天下地，封火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否则晚上做饭就成问题了。那时是我一年级的寒假，父亲封上火走了，临走时让我看着火，可小孩懂什么？于是经常打开炉盖观察火情，结果炉子着荒了。父亲回家时发现火灭了，抄起个物件就是一下，那是火筷子，当时我就血流满面了。
挨打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当时我根本没哭，反而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道：“有你老的时候！”
父亲无论如何没想到我能说出这句话，他想了半天，最后气哼哼地叫道：“告诉你，我迟累不着你！我这辈子还能用上你？没出息的东西！成不了气候。”然后他给我裹了条毯子，便去卫生所了。
去卫生所的路上，我一个字都没说，却觉得嗓子疼。说来也巧，我在卫生所碰上了数学老师，这女人平时就不喜欢我，她在家长会上见过父亲。一见面就盯着我问道：“又淘气了吧？”
父亲点了点头，说出句如雷贯耳的话：“这孩子就是馋！”
数学老师几乎是幸灾乐祸地看了我一眼，面带笑意道：“孩子馋就买点儿好吃的呗。”
我当时只觉得血气上涌，头上已经凝固的血液也流下来了。当天我在卫生所缝了三针，回家后就发起了高烧，40多度。大人们都说是感染了，于是借了辆130带我去儿童医院。其实我心里清楚，气的！
写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可能我是有点变态，有过这种童年生活的人不变态倒怪了！
三
一般理论认为变态来自童年磨难，但我认为变态的孩子多是聪明的孩子，呆呆傻傻的孩子想变态都难。
我就是一个聪明孩子，打小就聪明，绝对的聪明，聪明得让大人们不愿意承认。记得公社电影队常来场院上放电影，片子多是《红灯记》《杰镇国》《红色娘子军》一类的，翻来覆去地演。那时我也就四、五岁，大人们看完往往是云里雾里地搞不清人物关系。可我行，不仅自己弄得清，第天我就能把故事情节给他们讲一编，好坏人分得特清楚，万一哪个情节没记住，咱就会顺口胡编几段。那帮叔叔大爷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完全不能觉察出来，都是糊涂蛋。
后来老婆无意中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有一次她看完我的小说便下了句评语：“你这人哪，吃铁丝拉笊篱，就会在肚子里瞎编。”
我恍然大悟，原来从小我就有胡编的本事，怪不得现在写小说玩儿呢。
聪明孩子多磨难，我就挺点背的。父亲拿我撒火虽然受了些创伤，但总不是天天动手，可有些东西却一直伴随着，比如对卑贱的敏感，从来都是敏感的，比如对贫穷的恐惧，生就的恐惧！
我家就在北京的南护城河外，从49年到79年，这一带就没什么变化，一直是农村。我的出身是农民，按理说我不应该诋毁他们，但农民的可恨是没在他们中生活过的人无法理解的。饶舌而势利的小市民很讨厌，但绝对讨厌不过农民，他们要是获得了一点优越感，就会把这点儿东西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不仅自己要比你强，甚至子子孙孙都得压你一头。老天爷有眼啊，幸亏我现在不是农民。
由于我家出身不好，爷爷整出的事，父母却一直受歧视，比如父亲吧，绝对的壮劳力，在工分上却永远低人一头。生产队队长的老婆能挣9分，而我爹一直到农转非还是七分。有时想想窝火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队里没人比他更受歧视，回家歧视我多少也是种补偿。
工分低收入就少，家里伙食条件很差，每天都是窝头、棒子面粥，一个月能吃上两回肉就不错了。由于没有食用油，我们家不得不到处找大油榨油吃，甚至用肉皮擦锅炼油。有一段时间我被送进村里的托儿所，中午家里送饭，人家的孩子吃鸡蛋炒饭，我却在啃死硬死硬的窝头。当时想什么时候咱也能吃上鸡蛋炒饭哪！那得是多好的吃食啊！直到上到三年级我才不把鸡蛋炒饭当成名贵菜品了。但三年级时，不少同学又喝上了麦乳精，当时把我馋得够戗，至于现在嘴馋多少也和小时候缺嘴有关。
穷则思变，不思变的是傻瓜！
要说我家的确有地主的基因。那时马车可以随便进城，马粪满街都是。父亲得知大队部收积肥算钱，下工后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里转悠，自行车后座边挂着个粪筐，一手扶车把，另一手举着把小铁锨，在马路上拣马粪，一筐装满便送到大队积肥场去。我常帮着他拣马粪，由于父母白天要上工，月底我便拿着大队会计的收条去大队部取钱，大队部离家三四里地，基本上是现在景泰桥到左安门的距离，而且要过两条马路。而那时我顶多四五岁，为了两块三毛八而跑上半天。两块三毛八，记忆犹新！现在的孩子五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接送上学，只能说明人种退化了，这群废物！
哎！聪明的孩子自然懂事早，我最瞧不起现在的孩子，可恨的是家长们都说自家的孩子聪明？谁家的孩子聪明也他妈没我小时候聪明。
至于穿，那就更甭提了，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卖回新衣服，平时的衣裳全都打着补丁。五六年级时，同学都不穿自家做的棉裤了，改穿商场里买的毛裤，我当时还惊讶了一阵子呢。
说出来没人信，我也就在四五岁时就自己看病了。那时有公费医疗，五分钱看次病，卫生所就设在大队部，医生只会打青霉素，一般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