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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墙心粤さ础４蠹疑塘砍龅拇匆猓撬凳桥鲎渤隼吹摹Ｋ腁级广告公司，他们偏要说成佛（FOUR）A。客户想干点儿哗众取宠的事，他们就说是作秀。别看我干了好几年广告，前后转了四家广告公司，可我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们，最后回家写书是意料中的事。
有一次一家生产狗皮膏药的公司上门拜访，要我们为狗皮膏药做广告，于是脑力激荡会又开始了。公司的广告策划自鸣得意地出了个“脖子疼，用膏药”的主意，会议室立刻成了蛤蟆坑，大家为了狗皮膏药争得面红耳赤，要不是庄浩任一直拦着非动手不可。
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3点都没拿出个结果来，我实在盯不住了，便借了个上厕所的名义跑出来透口气。刚回到我的办公室，电话就响了，电话那边是个极其陌生的声音。
“庸人吗？我姓门。”
我脑子飞转了三十多圈，立刻设想了十几种不同的结果，最后诚惶诚恐地说道：“门老师您好，我是庸人。”
“庸人，你的小说我看过了，不错。小说是否成功啊，主要是看作品里的人物能否跳出来，你的小说还行，人物都跟活的似的……”
门老师在电话里夸了我十分钟，而我的心却一直没放下，我在等那个必然而响亮的“但是”。终于那个“但是”来了，门老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庸人，我们出版社不是文艺性出版社，出小说的难度很大。但你的天赋很好，我不想埋没你，这样吧，我跟你约一本纪实文学《外地人在北京》，你能写吗？”
“能。”我连想都没想，当下就答应了。
几天后我去出版社与门老师签定了合同，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外地人在北京》。整整两个月，两个月的夜晚，一本十多万字的《外地人在北京》就出来了。我交稿时，门老师异常惊讶地望着我：“你？你真是个快手。”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心里在想，要是不上班，一个月就能写出来，有什么呀？我身边的外地人太多了。
大约半个月后，门老师又来了电话，我还以为是稿子不行呢，心情极其焦虑。没想到，门老师却在电话里跟我谈起了医人，我在《外地人在北京》中为他准备了一章。
“唉，我以为他只向我借钱了呢。”门老师苦笑道。后来我问他稿子如何，门老师却道：“你写得太认真了，纪实文学又不是小说，没必要把人物写得那么鲜活。行啦，没问题，等着见书吧。”
此时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这时广告公司内部出了问题，庄浩任和公司老板吵翻了。现在企业的人事问题，大多是分赃不均引起的，庄浩任也不例外，他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应该获得一部分股份，老板一怒之下重新任命了一位创意总监，庄浩任就卷了一大堆资料走人了。
我意识到新的创意总监必然要清洗队伍，于是又开始向其他公司发放简历，我这回信心很足，好歹咱也在广告圈里混过一年了。
不久我被解雇，没出一个礼拜我就跑到国兴上班去了，之后就发生了湖潮那件事，于是我又失业了。
《危险接触》 影视和女人野 心（1）
老妈是个老实人，老实到别人说什么都相信。老爹去世后，老妈觉得自己中年丧夫，命运不济，于是不知道听了谁的异端邪说，天天琢磨着放生积德。有一次她跑到鱼市，买了十几条金鱼，然后兴致勃勃地倒进了护城河。
回家后，她把这件积德的事美孜孜地告诉我，并再三声称，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
我一听就笑了：“妈，金鱼在护城河里能活得了吗？出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弯回去。”
“鱼在水里还能活不了。”老妈不信。
我便把金鱼是人工繁殖的，必须放在鱼缸里养的道理说了说。
老妈依旧不信，亲自跑到护城河边去观察，回来后撅着嘴道：“肚皮全翻起来了。”
自此她再不提放生的事了。
老妈不仅偏听偏信，还是很拧的人，用北京话说叫“死拧死拧”的，认准了一个死理就坚决不回头。她能拧到蛮不讲理，其原因也很简单，她认为自己是个老太太，老太太就可以不讲理。
前几年，把北京某高官拉下马的集资案公审了，主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指着电视画面道：“您看看，这老太太比您岁数还大呢吧？照样判刑。”
“胡说，我又没犯法。”
“你就以为杀人放火是犯法，法律的条文多了，有事犯了法自己也不知道。”我吓唬她。
“你盼着你妈点儿好。”话虽这么说，其后老妈不讲理的毛病的确收敛了不少。
北京老太太的拧，主要是因为没文化，老妈也没文化，她小学三年级就被生产队赶到菜地里去了。正因为没文化，很多事往往想当然。
比如前一阵子。老妈就差点儿被我们两口子气昏过去。
最近北京正闹在“非典”，老妈和所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北京老人一样，在超市里狂抢了两天，最后把北京的物价都抢上去了。我死劝活劝，希望她能为家里省点儿开销。老妈却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懂个屁呀？马上就要封城啦，北京的粮食、蔬菜都进不来啦。现在我不抢点儿，过几天咱们喝西北风去啊？我老啦，没几天蹦头啦，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我赶紧向她解释，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咱们国家不缺粮食，你们这样抢下去的结果就是砸手里一堆东西。老妈认为我是放屁，最后我瞧准个机会把老妈的存折藏起来了，然后谎称柜子的钥匙丢在我岳母家了。老妈担心我路上被非典那个妖怪夺去了生命，虽然嘴上不住地骂我是个糊涂蛋，好歹算是停止了哄抢。
此后街面萧条，很多单位都放假了，老妈也忧心冲冲地吃不下饭去。她一个劲唠叨着：“得，得，今年咱北京的经济算是完了，我们退休工人长工资的事也没戏了。”
我无话可说，老妈的担心自然有道理。
不几天，外地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物价又掉下来了。我们家抢得东西少，倒没什么，可我四叔足足吃了一个月方便面和火腿肠，就这样家里还存着三袋子米呢。三叔就更别提，由于慌不择物。他抢的两袋面粉都是长了虫的，三叔气得提着擀面杖在市场上转了三天，而那个卖黑心面的家伙回家躲非典去了。
老妈就是这样，对付她的办法只能哄骗。
对了，她还有个毛病，只信邻居、亲戚说的，对报纸、电视上的话嗤之以鼻。这不，哄抢风波过去没几天，全国各地开始支援北京，运送物资的车队把电视屏幕都占满了。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太多，老妈的不满情绪终于控制不住了，有一次她气哼哼地对我们两口子道：“支援北京这么多东西，怎么我就一点儿都没见到啊？哪儿去了？都分给谁啦？”
我和老婆吓了一跳，她这是唱得哪出啊？
老妈见我们不说话，自以为占了理，便肆无忌惮地嚷嚷道：“明明就是骗人，他们编排好了骗人。电视里的东西就是不能信，那么多东西哪儿去啦？”
我生怕她气个好歹的，赶紧宽慰她道：“妈，那东西不是给您的，咱家又没病人，咱不能要。”
“胡说，人家外地人说了，是支援北京人民的。我也是北京人民，怎么就没我的份儿？东西肯定让他们私分了。”
“您又没得非典，咱家又没被隔离，物资是给他们用的。”我道。
“总共才几个得非典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用得完吗？”老妈依然不服。
“你想想，好几千人得病，还有一万多人被隔离的，一天的伙食费就得多少？一个人十块钱，一天就得一十万的开销，您以为政府能下钱？”
“钱都是政府印的，他们多印点儿不就得啦？不就是纸吗？前几天新闻里还说造纸厂的效益不好呢，多印点儿钱不就完啦？”老妈忽然高兴起来，似乎中国人没钱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偷懒，不愿意印钱。
这时老婆终于听不下去了，苦笑着说：“妈，钱能印，东西能印吗？钱得跟东西对上号。”
老妈歪了脖子想了想，可能是这个问题超出了她的想象，于是赌气般地说道：“反正我不信，电视里的事就是不能信。”
“那电视里说今年要给退休工人长工资，您怎么信呢？还天天念叨？”老婆一句话递过去就知道自己错了，赶紧冲我咧嘴。
果然老妈直着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
老妈的可气远不止这些，我刚出书的那阵儿，她真没少跟我抬杠，有时能把我气得胡说八道的。
《外地人在北京》在出版社酝酿了五个月后，终于出版社了，我拿到书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书名下面真是“庸人”吗？我对着那个名字仔细琢磨了五分钟，最后那两个字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我在桌子划拉了五六次，这才断定，原来庸人真是这么写的。
那天我抱着书回家，老婆还没下班，我便跑进老妈屋里显摆起来。老妈捧着《外地人在北京》迷惑地看看我，又看看书，显然不清楚我到底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她这书就是您儿子写的，老妈却笑道：“放屁，猴崽子似的，你也是写书的料？别以为你妈是傻子。”
我不得不把与出版社签的合同找出来让她看，老妈这才有点儿信了。“您看，书就是您儿子写的，还能错得了。往后您再到天坛遛弯，您就告诉他们：我儿子是写书的。”
《危险接触》 影视和女人野 心（2）
“胡说，你书柜里有那么多书，还能都是你写的？”
“您儿子是写书的，可写书的不全是您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