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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移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人，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
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大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一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牌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就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那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张”。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五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隆时遇过，可阿兰·德隆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
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
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take any picture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象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用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第2节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闻机构同时播发了一条足以断送我前程的电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驾吉普车自西奈非法闯入加沙地带，以色列南方军区追捕数小时后将其拘押。”以色列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臭名远扬，继而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讹传——《以色列消息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远东的港澳报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个敢在加沙折腾的中国倒霉蛋了，就连中国大陆的某大报也卷了进去。眨眼间，我成了驾MIG一25飞往函馆的别连科，或是从天降落在红场的鲁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闻同行绘声绘色描绘我在以军枪口下的种种狼狈之时，我却在特拉维夫阳光明楣的哈美利兹大道为沙米尔拍照。当这张新华社特拉维夫传真照片被《大公报》采用时，《星岛日报》还在做“大陆记者非法入境，以色列军队穷追数小时”的文章。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天在我吉普车顶上盘旋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带着“陶”式反坦克导弹；而迎面挡住我去路的那辆M113装甲车上的7。62毫米机枪在瞄着我的脑壳。
（二）
我本应早些时候由开罗动身前往大选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缛节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开亮最后一盏绿灯。当我驾车渡过苏伊士运河，横穿整个西奈半岛驶抵埃以边境对，已是晚上9点。埃及边防军不许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馆。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横穿沙漠，总有点不寒而栗，多亏一位名叫埃尔桑的埃军准慰，破例让我将车停在哨所的灯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红茶，香烟、清凉油分给弟兄们，说尽我所会的所有表示感谢的阿文单词后才钻进吉普车后座的睡袋里。
我开的是辆1991年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广东人称之为“沙漠王”。线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发动机和沙漠色的防热漆，是专门为海湾产油国设计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达180公里／小时，负重爬30度陡坡，超“奔驰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说沙漠越野了，我曾让它的前轮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从红海到地中海，我驾着“无言的战友”跑遍整个埃及，我管它叫“长腿沙漠跳鼠”。我说过我嗜吉普如命，驾校学的是吉普、追大熊猫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险开的是吉普、海湾战争在返安曼一巴格达的还是吉普。
我喜欢开吉普一人远行，任意在沙漠上驰骋，寻找汉尼拔、巴顿、隆美尔、巴列夫们鏖兵的遗迹，缩在吉普车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风卷来上万只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