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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是一个天才，20岁大学就毕业了，22岁就得了动物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得到了一年的资助到哥本哈根去从事病毒的DNA研究。他很早就对DNA很感兴趣，在欧洲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听到了威尔金丝报告DNA结构的X光分析，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就想做DNA分子结构的破译工作，那时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在他要申请下一个博士后工作岗位的时候，他曾经做了一些考虑，他觉得鲍林已经很有名了，不会花时间帮助他，他当时认为他是一个小人物，所以他决定不去。同时他对威尔金丝的报告很有兴趣，他跟威尔金丝谈，但是威尔金丝对他好像没有显出很高的热情要把他留下做博士后。所以他就申请到了卡文迪什，去做了博士后。在1951年的时候，开始跟克里克一起工作，克里克他是在战前就已经在物理系毕业了，在战时他也是从事军事、军工，所以做过磁性地雷和雷达的研发，他在战后读了一个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书，这本书是《生命的本质》，是物理学家写的，是量子力学的发明人之一，这个书里边当时是按照物理学家的观点，指出来研究决定生命现象内部的分子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物理学家是还原论了，至少在很长时间之内，一切东西都是由分子、电子、原子所决定的，生命现象他认为也不应该有所例外，所以他这本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受这个影响，克里克就决定改学分子生物，他就重新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去做研究生，沃森来的时候，他正在从事红血球的X光晶体分析的博士论文工作，那是1951年，那个时候他已经35岁，他也是当时和沃森一样，少数坚定相信DNA是遗传物质载体的人之一，这点是使得他们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并没有盲从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相信蛋白质是遗传载体，就是说比较普遍的这种观念，而是有自己很明确的想法。
这个沃森和克里克他们认定了，大概是克里克的一段话，说所有生命的现象，都是在分子的层次所产生的，所以如果不懂得这些分子的话，我们不可能懂得任何的生命现象。当然他说得稍微过头一点，不过他坚定地相信这个，才能使得他俩认为基因的三维分子结构是了解生命现象的关键，是应当抓紧研究的重大课题，那么这个认识，使得他们能够排除一切困难，紧密合作，抓住这个题目不放，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刚才讲了他抓住不放的，是他自选的课题，那么由于当时的布拉格和伦敦皇家学院有一个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就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只做蛋白质的X光分析，DNA的X光分析是由皇家学院进行，因此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只能到皇家学院，才能得到有关的实验数据，他们在卡文迪什是得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在一些并不是条件非常优越的情况下，来完成他们自己热衷的研究工作的。
最初，沃森以书本上的核苷酸化学结构为出发点，认为基对是由相同的核苷酸分子通过氢键组成的，就是他原来以为A、G、C、T四个分子，A和A配对，C和C配对，因为按照当时他所认识的这个分子结构只能这样配对，但是这样一配对，就不能解释刚才那个洽嘎弗规则，就不可能是A的数目和T的数目相等，C的数目和G的数目相等，而且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嘌呤分子，它是有两个六角形，所以它比嘧啶的分子大，如果这样来组成一个双螺旋的话，这个双螺旋就忽大忽小了，这个直径就不可能统一，所以他觉得也不太对，他就找到当时在隔壁有一个工作的化学家叫杰里·多洛，征求他的意见，这个杰里·多洛就指出来，他说你用的这个核苷酸化学结构是不对的，更对的是他用的叫做稀醇型的，是氢和氧原子结合，这个不对，他说应该是氢和氮结合的一个酮类型，他说用这样一个分子结构你再试试。结果第二天，沃森就得到了正确的核苷酸分子，A和T、C和G配对的这个模型，他和克里克也早已确认两条骨架链应该是反平行的，有了这些认识，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型，也就很快得到威尔金丝和富兰克琳的认可，必须A和T配对，G和C配对。有了这样一个配对以后，当然就很清楚了，这两条模型，两条链，是完全相同的信息，因为它是严格配对的，一个可以作为另外一个模板，而且打开了以后，两个可以作为新的模板，可以创造出两条新的DNA长链来，糖和磷酸在外边， A、T、C、G遗传信息单位在里边，而且外边的骨架是反平行的。
那好了，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些故事中间，能够得到些什么启示？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一个，是把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个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物理的分析方法和化学关于分子结合键的知识，对建立正确的DNA双螺旋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是科学的发现，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过程，我在前面讲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在DNA双螺旋结构之前，有上百年的历史，科学家都在追求怎么来认识遗传和基因，所以善于学习和鉴别，对已有的结论经过去粗取精，去伪成真，有选择地继承并且加以发展，才能做出重大创新。重大的科学发现，它不会孤立出现，在它之前，必然已经有前人大量的探索，它不断突出矛盾，不断扫清外围，等待着幸运儿的出现。因此只有掌握了前人发展的全部关键知识，但是又不盲从，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抓住机遇，实现突破。
第三，高明的学术领导人，像布拉格他善于利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优势，发现学科交叉的切入点，及时开辟新的发展方向，他领导的集体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权威意识，能够人人平等地展开严肃的学术争论，他支持青年的创意，可以完成指定工作之余来进行自由选题。
第四，选择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取得重大发现的路程，不会一帆风顺，中间会出现失败和挫折，像克里克和沃森中间就出现过重大的失败，所以进入新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必须像克里克和沃森那样充满自信、不畏艰险、不怕失败、不怕嘲笑，以坚定不移的努力去实现自己认定的这个目标。
第五，要敢于竞争，更善于合作，克里克和沃森之能最后成功，在于他们两人之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既能够顽强地坚持己见，又能够灵活地倾听对方的意见，在争论中间互相尊重，发挥各自的长处，最后服从真理，很快达成一致，他们很善于在竞争中间来合作，使得他们能够从皇家学院得到重要的实验数据，善于向周围科学家请教和学习，使他们最快地得到了正确的核苷酸配对的这个方式。
第六，实验是检验科学理论惟一的标准，保持理论和实验的密切合作，是取得重大发现、证明理论正确的关键，鲍林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是有丰富经验的化学家，如果他有机会像沃森那样，早一点看到这个X光照片的话，那完全有可能他会先发现这个DNA双螺旋结构，因为他已经发现过蛋白质的α螺旋，他对这个螺旋已经有很多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再一次说明，当重大发现的时机一成熟，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发现，这是有很多因素综合决定的，确定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创造适合重大发现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识别和支持优秀人才，是各级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应当首先关注并且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想我们国家目前的科研环境还不够理想，特别需要加强人文环境的建设，要创造一个科学团体内部，不同学术思想，通过竞争、选择、优化、融合而不断进化的自学、自组织的发展模式，同时从政策上要改进评价体系和经费分配的方式，改革个人收入与科研课题经费挂钩的做法，抑制急功近利和课题越变越小的单干倾向，要鼓励探索性强的自选课题，对一时的失败要给予宽容，从舆论和政策上要反对近亲繁殖，权威把持，坚持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要在强调专业深入的同时，加强最新科学成果，向周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应用。要经常向专业人员进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要创造条件，鼓励不同学科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推动他们针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和合作。优秀的人才要通过竞争来进行识别，学术评价要通过充分的学术争论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研究群体要通过提高科学道德和保护知识产权，达到和谐和协同。要提倡民族特别是青年的自信心和团队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通过学习和首创达到超越。
我想结论简单地说一下，中国目前正处在科技发展物质条件最好的时期，当然还可以更好了，我们也希望更好，但是如果能够迅速创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选好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和领军人才，吸引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中国科学的起飞是指日可待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