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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一向信奉“治学先从继承入手”；所谓“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二十世纪的风气；就其大趋势来说；始终都在追求一个“新”字。苏教授受其恩师黄侃的影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新文化中的前辈人物；如陈独秀；如胡适；以及鲁迅和周作人等颇有微言。在新派人士的眼睛里；苏教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遗老遗少似的旧式人物。他自己对别人把他放在旧派的阵营中也从不反感；因为许多被新派人物大骂的顽固派；在苏教授心目中；始终都是有学问的大师。他终身敬仰这些大师；因此情愿跟在他们后面挨骂。有趣的是；苏教授似乎情愿自己落伍；情愿自己不合潮流；在做学问的几十年里；他骂不还口；懒得和别人斗嘴吵架；从一开始；他坚持的原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苏教授生于1905年；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官僚；当过两江总督一类的大官。在和苏教授接触的过程中；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这就是他对于门弟颇有些讲究。他很在乎弟子的家庭出身；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教养。苏教授的父亲是大清政府和民国初期的外交官员；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长年出使在欧美。苏教授自童年起；在中西文化方面；就打好了十分坚实的基础。那时候；像苏教授这样的人家；教师都是请到家里来教的。最初替苏教授启蒙的是一位姓宋的先生；当时苏教授才三岁；学的是《论语》；每次讲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早在童年时期；苏教授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到五岁的时候；读古诗；竟然能过目不忘；其祖父不相信；当场进行测试；结果老人家感叹不已；对这个孙子刮目相待；居然乐滋滋地亲自教苏教授做旧诗。苏教授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神话；就是他过人的学习外语能力。最初教苏教授英文的；是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这人几乎不会说什么中国话；那时候苏教授大约七岁。苏教授的父亲长年留洋；娶的一个姨太太在国外待久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位姨太太自己没有生育；于是视苏教授如己出；因此在一开始；苏教授就等于有了两位英文教师。在民国初年；苏教授的父亲一度赋闲在家；经常有些相识的洋人前来作客；他自己虽然在国外待了许多年；洋文却不过关；除了些日常用语；其他的要靠姨太太在一旁当翻译。苏教授屡屡被放在这样的场合里进行锻炼；小孩子没什么顾忌；也不知道难为情；对话的能力神速进展。到十三岁的时候；苏教授被送往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中学；他和那些在华的洋人子弟一起读书；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他不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文；而且已经开始学习法文。
通过协助苏教授撰写自传；我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我知道了自传和年谱这两部书之外的很多事情。苏教授年轻时的学习条件；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与其相比。我们今天常讲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其实苏教授小时候；学习的负担又何曾轻松过。那时候没什么重点中学；上大学只要有银子就行；苏教授一生和清贫无缘；他常说自己的学问；都是用白花花的现大洋堆出来的。苏教授从小就习惯于自己被当作神童；他所处的环境；让他除了不停地学习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以干。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时；苏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学了洋文；忘了祖宗的遗训；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请了位遗老学习古文作法；每周法定要听两次课。四年以后；苏教授中学尚未毕业；遵父亲的指示；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旁听；很快转为正式学生；然后又去了哈佛；受教于该校当时著名的学者白壁德教授。苏教授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六年；然后又去欧洲周游了两年；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八年后他回到中国；从一个游学的公子哥儿；摇身一变；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讲授英文文法。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成为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黄侃先生的私淑弟子。早在出国前；苏教授就听说过黄侃的鼎鼎大名；那时候他的年岁还小；苦于没有机会结识；现在终于遂了心愿；并且十分后悔自己去国外浪费了八年时间。一个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为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战胜。虽然苏教授追随在黄侃先生左右；也就四年多的时间；然而这四年多的学习生涯；奠定了此后一生的努力方向。他对训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几十年一贯；在这门学科方面；深得恩师黄侃的真传。黄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据说在晚年的弟子中；苏教授是侍奉老师最殷勤的一位；他当时不仅每日登门求教；而且亲自过问黄侃的生活起居。黄侃先生嗜酒；名士气很重；他的逝世和伤酒有关；苏教授力劝老师戒酒不成；每逢喝酒总在一旁把关；不让他多喝；为此屡被责骂；有时甚至被当众被黄侃轰走；然而下一次酒宴上；苏教授依然如故。
多少年来；苏教授一直以博学卓识著名。在1952年以前；他始终是外语系教授；除了英文文法；开授的课程还有莎士比亚导读；英国诗歌；西方哲学的演变等等。很难说什么是苏教授的真正特长；外文系没人敢怀疑他的英文有任何问题；中文系的教授也从来不敢小觑他的国学；因为事实上；他厚实的国学基础；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逊色。人们敢说他的恩师黄侃保守；顽固；却很少用同样的词汇攻击他。人们常说；苏教授所以胆敢不趋“新”；不靠贩卖“新”的时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他在国外期间见惯了太多的“新”有关。温故而知新；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旧；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理解新。苏教授这一生中；似乎只对做旧学问有兴趣；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执著于死啃书本的学者；有关他如何用功苦读的故事；有很多生动的版本。譬如在抗战期间；他就住在图书馆楼上；在书堆里搭一个铺；每周至多下一次楼去讲课；连续有两年；吃饭用厕甚至敌机轰炸；都坚决不离开一步。天才常常是通过勤奋体现出来；学问之外的事情；很少有能让他动心。苏教授不止一次拒绝担任系主任；无论是在外语系；还是后来在中文系；他对涉足官场不感兴趣。苏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是在抗战前夕；他担任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校长助理。说来很可笑；苏教授对于官僚；从来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对于仅比自己大了八岁的罗家伦却很推崇。有很多理由都应该让苏教授不喜欢罗家伦；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曾先后留学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和苏教授一样；也在欧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就读过。在历史教课书上；罗家伦被称之为国民党的政客；最后好像是客死在台湾；然而苏教授对他却从无贬辞。苏教授始终认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办一所好大学的校长。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所开设的学科；学生和教职员人数；以及年度经费；都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大学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罗家伦的野心；是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日本的东京大学；他的雄伟计划；不仅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