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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玄奘求法心坚，艰难行进，终发现青草和水池，使“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玄奘在草池边停息两日后，“方出流沙到伊吾”。玄奘被高昌国国王麹文泰好意扣留，以致通过绝食斗争才获释。临行时，麹文泰与玄奘“约为兄弟”。麹文泰“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赠“法服三十具”，赠“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此后，玄奘持麹文泰给沿途二十四国国王的书信，以高昌王御弟的身份，在叶护可汗的保护之下，成了历史上最阔气的留学生，沿路访名僧求法，历经西域十六国，前后四年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
历史传说话唐僧（2）
天竺求学
玄奘先在那烂陀寺戒贤大师门下学习五年，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后又到杖林山师兄胜军居士处学习二年。玄奘在戒贤大师处已窥瑜伽学全貌，在胜军居士处又廓清了余疑，并游学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旁通各派，使他能穷究了唯识论的奥蕴，佛学研究的造诣大大超过了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甚至也超过了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超一流的顶尖级大学者。玄奘回到那烂陀寺后，戒贤大师让他主讲《摄大众论》、《唯识决择论》。玄奘别开生面地讲授了护法之外的瑜伽学说，为瑜伽学派增添光彩（护法是著名大乘瑜伽行派论师，曾主持那烂陀寺，后住菩提伽耶大菩提寺，首倡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分说，是戒贤的老师）。不料，这引起中观派师子光的不满，他据《三论》用中观之学说破斥《瑜伽师地论》，玄奘作《会宗论》三千颂折服师子光，深受戒贤大师赏识。师子光为争回面子，请师兄月师子来寺辩论，但月师子深感自己不是玄奘敌手，未加辩论而去。当时，瑜伽派不仅与中观派争论，也与小乘教，尤其是正量部长期争执。正量部派气势很盛，对瑜伽派批评达十二年之久，瑜伽派未能予以圆满解答。玄奘赴印度求学后，正量部派般若毱多（智护）作七百颂《破大乘论》，重新挑起争论，玄奘作一千六百颂《制恶见论》进行彻底反驳。玄奘的学识和活动，深得戒日王支持和敬仰，戒日王召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教众数万人，在曲女城开了长达十八天的盛大法会，揭示玄奘作《会宗论》、《制恶见论》，允许会众提出异议，竟一直无人敢出头诘难，深受到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玄奘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不久，又在钵罗耶伽举行无遮大会（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平等看待的布施僧俗大斋会），这里是地处两河之间的平原，有很大的广场。玄奘的活动，显然对扩大佛教的影响大有益处。玄奘战胜了五天竺（五印度）佛学学者，获得极大荣誉，但他并不傲情，他看出所谓毕竟无性（无佛性不能生佛之人，与众生皆能成佛之说相互矛盾）说不能取信于中国人，故在临行前夕与诸大德讨论此事，想方便将此义略而不谈，受到戒贤大师严厉责备：“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见《瑜伽师地论》“道伦记”卷五十四）玄奘无法，只好墨守师说，依然传播讲不通的义理。玄奘归国时，由戒日王、鸠摩罗王、跋吒王亲自率轻骑数百送别，“王以素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奉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行至信度大河：
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来经本及华种等……
过河后至乌铎汉荼城“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远涉归国，由于此时他已誉满中外，这位昔年通缉犯受到唐太宗极为隆重的礼遇。太宗当时在洛阳，先遣左仆射房玄龄迎于东都，不久太宗在洛阳宫中召见玄奘。太宗见玄奘“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即还俗为朝臣，玄奘“固辞乃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召见后，安排玄奘至长安弘福寺住，后住大慈恩寺。玄奘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太宗资助下设“译场”，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神昉、普光等人，用了十九年时间翻译重要经论七十五部，合计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相当于自汉代开始至隋全部译经数之合，实为一代佛学大宗师。玄奘、辩机所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我国西北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情况，为世界学者所重视。“玄奘门人另有日本人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以地方分，这一系为南寺传，其后在智周（玄奘门人慧沼的弟子）门下还有日本人玄昉、智风。玄昉再传法相宗入日本，成为北寺传。法相宗在日本流传不断，至今还有传承。”（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历史传说话唐僧（3）
传播佛学
玄奘是佛学大师，是我国四大译经家（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另一说法无不空，改为义净）中最佳者，但做为开宗立派的创始人，没有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是不行的，玄奘具有这种才能。玄奘深知事之成败往往取决于君主，故较能迎合当政者心意。太宗曾问他，往天竺求法“山川阻远，方俗异心”，如何能达到，他却说“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三藏法师传》）这纯粹是阿谀奉承之词。玄奘为扩大本宗影响，曾多次恳请太宗为他译经作序，后又恳请皇太子再为作序。玄奘常去见太宗、高宗，了解宫中巨细，甚至连武后生皇子（中宗李显）事，他都事先打探清楚，并为其“乞平安”。待皇子出生后，玄奘又请求收其为门人，上尊号奉为“佛光王”，踰月又在慈恩寺为其剃度。在大慈恩寺内，有梵僧那提，因其相信空宗，与玄奘的法相宗理论有别，携来的经籍没有机会组织人翻译（详见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禅师法冲善楞伽宗旨，素为宰相房玄龄所推重，闻知玄奘不允许讲旧时译经，讥讽道：“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君可还俗，更依新经出家。”（《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法冲传》）玄奘一时无言以对，乃止其行。玄奘还把自己从印度获得的唯识学当成奇货，不肯轻易传授门人。他的大弟子窥基，俗姓尉迟，字洪道，是右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出身高贵，社会关系好，又是奉敕为玄奘弟子的，有利于弘扬本宗学说，故受到特殊的培养教育。玄奘译《唯识论》时，原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四人助译，窥基要求辞退神昉等三人由他一人助译，玄奘便曲从其请，专为窥基讲解《唯识论》。玄奘另一门人新罗王孙圆测贿赂看门人，潜入讲室偷听。第二天圆测抢先在西明寺召集僧众讲《唯识论》，使窥基未达目的。玄奘为安慰窥基，又独授因明学，为他讲解《瑜伽论》。圆测又贿赂看门人，潜入偷听，抢先开讲。玄奘为树立窥基之权威，竟当众宣布：“五姓宗法，唯汝流通。”（宋·赞宁《宋高僧传·窥基传》）五种姓说遂成了窥基独得秘传。综上所述可知，玄奘在曲迎当政者，排斥异端，抬高自己，培植势力等方面都是很精明的，绝非不懂政治的学者所能为。历史的局限，竟在这位佛学大师身上投下这么可怕的暗影，实在令人遗憾。有关玄奘的史料，见《旧唐书·方伎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志磐《佛祖统记》、元·噩梦堂《唐宋高僧传》、觉岸《释氏稽古略》等，但最详实的记载，则为玄奘门人慧立撰写，彦悰增补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他往天竺求法的生活和见闻，也是研究他的重要史料。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虽据玄奘口述整理，但并非信史。什么事出自宗教徒之口，就不免夸大失实，狂热神奇。玄奘在古代交通极差的环境下，往天竺求法，路经数十国，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并以其博大精深学识声震异域，这本就带有传奇色彩，再加上慧立绘声绘色描述，引入异境诸种民间传说和佛教神异故事，添上宗教徒因痴迷、热狂而产生的呓语，已经有些传奇小说的味道，令人读之着迷了。因此，玄奘取经故事沿着两条道路发展，它不仅盛传于僧众中，成为他们的偶象；也渐渐流入民间，成为引人注目的市井文学题材。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连美术家、雕塑家都加入鼓吹的行列。宋代欧阳修《于役志》记载在扬州寿宁寺见到五代时绘“玄奘取经”的“画壁”。在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有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在敦煌榆林窟“普贤变”中穿插唐僧取经故事壁画。
历史传说话唐僧（4）
从现实到神话
玄奘由现实中佛学大师，变成文学艺术中大有来头的圣僧，是逐渐衍变而成的。在唐代已盛传玄奘轶闻，如李冗《独异志》载，玄奘“往西域取经”，遇“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并“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玄奘“将往西域，于灵严寺见有松一树”，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之后松枝“年年西指”，“一年忽东回”，弟子“西迎之，奘果还”。这个“摩顶松”故事，也载于刘肃《大唐新语》。此外，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胡璩《谭宾录》、宋人钱易《南部新书》等书中，也载玄奘轶闻。
在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发生了质变，唐僧由现实中人，变成纯粹虚构的小说中人。《诗话》中唐僧不再是纯正庄严的佛学大师，已沾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