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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一天，我在采一篮香菜时意识到，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听到同伴们骂男人了。而且，有几个已经找到了很不错的男朋友，再抱怨就不对了。闹离婚的几个要么离完了婚，要么还在办手续；生活在继续。“你可以永远愤怒下去，”有人一边拔萝卜一边说：“但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另外，世界上的蠢人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
有人频频点头。“真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认为是这片园地帮了我们。愤怒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发泄。”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我也是。”
“现在我变得坚强了，也健康了。”
“我们可以与世界作对，但这样做没有必要。”
我们把痛苦埋进这片园地，它却转化成了养分。
我们拎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准备回家。现在，随着天气渐渐变凉，地里的菜已经不多了。我们向汽车走去时，种菜豆的女人笑着说：“顺便告诉你们，今晚我要为男朋友准备晚餐。我要把自己亲手种的豆子做给他吃。”
作者：玛丽莲· 麦克法兰
（Marilyn McFarlane）
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和大量的旅游书籍的作者。目前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俄勒冈州。她喜欢尽可能经常地去探望她的11个孙子、孙女和外孙以及外孙女们。
女性的影响故事三：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一切都因前一天晚上朋友凯茜的一个电话而起。我们俩一个住东海岸，一个住西海岸，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即使几个月不联系，我们也可以毫无障碍地接着上次的话题聊下去。
读研究生时，她比我小几级，是我博士研究的助手。后来，由于伯克利住房紧张，她在我住所的一个多余的房间里住了一学期。
凯茜家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大，而我是家里最小的，有四个哥哥。我很愿意有一个小妹妹似的朋友，凯茜也愿意有一个大姐姐般的朋友。
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她要跟我聊她刚出生的儿子马修，但电话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上午，凯茜被诊断为结肠癌，治疗将很快开始。这个消息令人震惊。这个新妈妈、我心爱的朋友正面临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即使能治愈，她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孩子了。
我们一边哭一边聊，挂完电话，我还在止不住流泪。虽然即使与她近在咫尺，我也无能为力，但远隔整个大陆更加剧了我的无助感。
我和凯茜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修女们就教我们为了某种目的或者为了“炼狱中不幸的受难的灵魂”，奉献自己的痛苦。我相信在我年少时，曾经释放了好几个受难的灵魂。每一次顶着寒风走到学校、每一次牙疼、每一次失望，我都奉献出去了。这可能有点迷信，但想到所受的痛苦是出于好的目的，我的痛苦总能缓解。
五年级时，有一个老师是修女，她的观点更激进。她告诉我们，祈祷不一定要从“亲爱的上帝”开始，它可以是一切奉献给上帝或者有特殊意图的行为。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小修女的故事，小修女打了一整天的字，她提醒自己，每敲一个键就是向上帝祈祷一次。她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跪下来祈祷，只需尽力做好手头的事情，并作为祈祷奉献给上帝。
那天晚上，我是在向上帝祈祷并和他谈条件时入睡的。“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让凯茜战胜病魔，我保证……”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打动上帝。我无能为力，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我的保证是把第二天当作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来度过。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醒来，立刻起床了。我整理好床铺，用洁牙线剔了牙齿。那一天，我反复念叨着“亲爱的上帝”，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开车时尽量小心礼让，碰到糟糕的司机，我也没有低声抱怨。工作中，我每一件事情都是集中精力、在深思熟虑后完成的。我尽力写好报告。我尽量用心地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咨询。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教职工休息室里胡乱吃点土豆条和炸面圈，而是到街头小店去买了酸奶，我尽量不浪费每一分钟。
那天傍晚回到家，我耐心体贴地对待家人。那天晚上，我虽然仍感到担心，但感觉好多了，仿佛自己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上帝接受这样的条件，他肯定会认为我这样做很有价值。
12年后，凯茜仍然健康地生活着，还生了一个女儿琼娜。她仍然离我很远，我们也仍然可以随时轻松地聊天。我永远无法知道是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起了作用，但在我心里它是有用的，而且它给了我一种表达对朋友感情的方式。
从那一天起，无论碰到什么挫折和困难，我都努力用“最好的一天”来弥补。如果不是与上帝谈条件，就是创造一些有利因素来抵消不利因素，并使自己重新取得控制力量。心理健康文献中记载，如果能在危机中采取积极的行动，事后心理状态会比较好。“最好的一天”成了我面对各种个人危机的策略。不管是信仰、感情方面的危机还是在我陷入绝望之时，努力做到“最好的一天”总能带给我宁静和安慰，这是其他办法无法给予的。
没有一天可以与那个“最好的一天”相比，由于那一天，许多日子变得美好多了。
作者：苏珊·德梅尔瑟曼
（Susan DeMersseman）
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作者。她的正式职业是旧金山的一位心理学家，主要在学校和心理咨询所工作。研究的课题涉及范围极广，其中包括怎样舒缓压力、人的个性教育等内容。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生活，会经常激发她创作的灵感。
女性的影响故事四：南方的美味
她的艺术感觉十分高雅，就像有人能把我认为不可能不是黄油的东西与黄油区分开来一样。——芭芭拉·科利尔
南方的美味
SOUTHERN DELICACIES
在我的家里，每个人都做得一手好菜，除了我自己。没有一手好厨艺是个严重的过错，在南方尤其如此。
并不是我不努力。我上了三年家政课，多么漫长的三年哪！虽然有家里的女人们经过实践检验的食谱，我还是忠实地把《妇女时代》上的食谱剪贴起来。丈夫蒂姆为了帮助我提高厨艺，从朱利亚和雅克烹饪展上给我订购了烹饪书，录制了纳塔莉·杜普雷的所有特别节目，还从网上给我找到了一大堆与烹饪有关的网站。尽管如此，我仍然连开水都烧不好。我做的肉卤值得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分析，因为在切成小块以后，它会变成非常适合宇航员使用的面团。我做的第一块奶酪煎蛋饼被女儿梅利莎用作了门吸。
这不是遗传的作用。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她做的通心粉和肉丸可以让卡鲁索（译者注：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吃得引吭高歌起来。我的每一个生日，母亲都会做非常拿手的柠檬馅饼，而不是普通的生日蛋糕。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是乡间有名的烹饪高手。外祖母做的红薯饼在乡村的集市上获得了一等奖。如果做馅饼皮是奥运会项目的话，我的祖母肯定会得金牌。
更糟糕的是，我嫁到了一个美食之家。在传统的感恩节盛宴上，我婆婆以新烤的椰子蛋糕和山核桃馅饼获得了桂冠。当我带着从克罗格超市的冷冻食品柜里直接拿来的“爱德华兹太太”馅饼到达时，小姑子们什么也没说。当我把馅饼从包装的硬纸盒里取出来放到盘子里时，她们假装没看见。
因袭赫德森家族的传统，蒂姆从够得着炉灶开关的那一天起就爱上了烹调。他在烧烤方面足以获得白金奖，还是非凡的烤面包师。而我烤一个面包圈都会引发烟雾警报器。有一次我试着做威灵顿牛肉馅饼，到今天烤箱的支架还没有清理干净。孩子们甚至不愿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怎么没能成为烹饪高手。高超的烹饪手艺就像殷勤好客还有《飘》一样，是每个南方人遗传基因的一部分。每一个有南方血统的女人都应该煎炒烹炸样样拿手，为南方人有名的冰淇淋交谊会、非正式聚会准备一桌好饭菜毫无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在家庭聚会和南方的婚宴上请到谢尔曼将军，他可能会完全忘却战争。特库姆塞（北美印第安人酋长，组织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入侵——译注）会因为吃了太多的炸鸡、脱脂乳饼干、土豆泥和肉卤，连路都走不动了。
我一直在想，我的基因构成中怎么会缺少烹饪基因呢？也许一个做基因嫁接试验的外星人偷走了我的烹饪染色体。或者，也许我不是父母亲生的。
作者：希拉·S·赫德森
（Sheila S。 Hudson）
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一个作家、一个讲演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同时还是一位祖母级的人物。她经营的公司已经出版了许多的书籍。
女性的影响故事五：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IGHTS IN BLUE GINGHAM
“哦，我们用艾奥瓦的方式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
这是音乐剧《音乐人》中开幕歌的第一句。1963年夏天，在我上中学毕业班的时候，我有幸被导演选中，成为开演时演唱的小河城5名女子之一。我们站在舞台的左边，对着台下的家人和朋友引吭高歌。我穿一件蓝白方格布连衣裙，系一条白色宽下摆围裙，戴一顶帽子。
我们小镇的园林局每年夏天都会推出一台演出，那一年我是演员之一。站在舞台上几乎表演独唱，让我产生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小时候，谁都不愿听我唱歌。妈妈说我的声音平淡乏味，女生合唱团导演米莱夫斯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