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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代青年的成长过程里，好象比较优良的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如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段所说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我们的成长也是，平凡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不平凡的学生各有各的不平凡。可是施启扬当时也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到德国念完博士回来，在台湾却一直追随国民党，做一个失掉自己原则和天良的知识分子，老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对人生有很多选择，我几十年来最重视的标准，就是追求是非真理，在是非真理面前可以把一切撇开，就像亚理士多德表示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我会牺牲朋友、打击敌人，甚至牺牲我的机会、幸福，追求真理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过程要讲究很多的方法，并且会开始了解很多背景。
现在我是台湾最聪明的男人，但是本来并不聪明，完全是硬训练出来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们，就是串联式的。战国策里，秦始皇送给齐皇太后一个玉连环，用一块玉打造的，根本解不开，齐太后拿锤子把它敲碎，告诉秦始皇说她打开了；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庙里看到有名的戈登结，谁都解不开，他拔剑一劈就把结分为两段，别人都用手去解，可是皇帝会用刀把它劈开。
脑子整天水平思考一路串联
大家想想看，亚历山大没看过战国策，齐皇太后也不知以后的亚历山大，可是这两个故事太类似了，不管古代现代、东方西方，证明人类智能的演进有不谋而合之处，我的思想就是这样串联的，结果两个故事都忘不掉。我脑子整天都在水平思考，看到东西就一路串联串联，脑筋都不得安宁的。这就是训练记忆力的一个方法，念书也是这样。
要怎样表达我们的感情？感觉怎么会出来？就是需要有很宽的知识来了解这个社会，掌握这个知识，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你们根本不会看书的；看对一本书对我们有好的影响，看错一本书有坏的影响，所以看书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再推荐你们看我的书，原因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真是所谓的「困学纪闻」，在很困苦状态下努力才得到今天的结果。
读书要读得活，否则就没有用。我曾写文章挖苦我的恩师姚从吾，他要写一部中国通史，把计划给我看，我说老师你要活到八百岁，才能写完这部书，因为动作太慢了，怎么写得完？原因就是他没有方法。你们读书就是如此，读了一本书不会读或方法不好，读第二本以后，跟第一本渐行渐远，到第七本时，第一本完全印象模糊，花的时间都浪费掉，这是不能念书的。
大学教育是悲哀的，可是如何解决悲哀的方法在你们自己，能冲决这个网罗，像李远哲或者像我，我认为有这个气魄，就解决了使你们悲哀的问题，这也是根本的方法。
·政治硬梆梆
我和政大其实有一点渊源，我坐牢快出狱的最后一年，我的老师吴俊才（当时也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到牢中告诉我政府知道我坐牢是冤枉的，既然悲剧已形成了，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别送相当于政大副教授的职位给我，可是我不能教书，于是就送我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由于坐牢出狱后还要褫夺公权三年，而褫夺公权时就不能做公务员，为使这项限制无法在我身上实行，所以我接受了这项职务，这也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法律根本是假的。到国关中心后，他们没把我的位子放在研究室，而是放在总务主任的对面，我就不愿意做，后来我将存在邮局中的薪水，捐给了绿岛的政治犯后就不肯来上班，所以我和政大有上过几小时班的记录。
台湾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
我在四十五年前学过经济学，当时老师是王作荣，我学的经济学已经太老了，所以和大家谈谈我的感觉，因为当感觉出来时，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判断是正确的。好比说当宋楚瑜、李登辉的问题出现时，我是第一位讲长辈就是李登辉的，后来宋楚瑜在事后的记者会中证实了这件事。我常讲国民党是个黑社会的结构，是无法用现在文明方式来了解的，我曾问老同学刘泰英为何不将党产还给人民？他告诉我若党产一曝光，民进党就会当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黑金结构。宋楚瑜就是看到这点，所以有些内幕不能曝光，而和它的关系像「月朦胧，鸟朦胧」一样，这种朦胧的关系若撕破就很糟糕。
李登辉是位不入流的政客，因为政客间有很多事是不能揭发的，就像在妓院中，妓女们可以骂来骂去，可是不能骂「妳不守贞节」。今天李登辉揭发丑相而不肯隐瞒，一定会造成恶劣的结果，而宋楚瑜的错误就是在做了几年省长后，将自己诉诸高标准，而当人民把你放在高标准时，就会更严格来要求你，到时就容易出事，我的老朋友林清玄就是典型例子，他书中谈的是最高标准，结果因为离婚手续没和太太办好，就让支持者失望而使林清玄声望开始下滑，所以我们要看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标准来，大家就会如何来要求你，就像黄任中可以扯女人，神父和和尚就不能扯女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台湾没有政治家只有政客，大家已看不到真正的政治人物表达言论或风采，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要有亲和力、幽默感和民主风度，要看起来很舒服，可是台湾的政治人物都缺乏幽默感和智能，所以和他们处在一起会很不愉快。
运用政治智能解决问题
在二次大战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被一位女国会议员骂说「丘吉尔先生，如果我是你太太，我就用一杯毒酒把你毒死」，没想到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这杯毒酒喝下去」，这就是幽默感。在一次英国国宴中，在旁的侍者发现有位大使将一把汤匙藏了起来，想带回家做纪念品，由于这些餐具都是传承下来成套的，一定要追查出来不能遗失，于是此事就立刻报告了丘吉尔，丘吉尔当时也拿了一把汤匙放进口袋，然后慢慢走到大使身旁聊天，并告诉大使他刚刚偷了一把汤匙，好象你（大使）也偷了一把，是否可拿出来看看，这位大使只好拿了出来，丘吉尔说现在有二把汤匙掉了，餐具就不能完整，我们现在一起把汤匙还给他们好不好？大使于是答应了。从这件小事情和小动作，可看出他的政治智能多么高。
英国撒切尔夫人有次请客，一位端盘子的女侍者在分热汤时，不小心把汤洒在内政部长的晚礼服上，撒切尔夫人首先做的是安慰这位闯祸的女孩，她搂着女孩说「这种错误，每个人都会发生，妳不要过分难过」，这是种体贴入微，因为她知道当时最难过、最无地自容的是这位女孩，所以她会先安慰她，再安慰被烫伤的内政部长，从此事可看出政治人物的灵活度，而台湾政治人物就没有这种灵活度，若算有的话就是宋楚瑜了。当时黄义交和周玉蔻事件发生时，宋楚瑜将黄停职后，当晚就去拜访、慰问黄的妻子，因为他知道真正受伤害的是黄的妻子，这是多细腻的小动作，所以政治决不可以硬梆梆的来处理，很不幸台湾目前的政治，是用李登辉这种硬梆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就会变得粗糙和没有风度。
中国有句「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老话，意思是我们对事能很细腻、通情了解的人，就是有学问、会作文章的人。宋朝儒者讲了一句话「我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可是我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原因是他们能洞澈人世间复杂的现象，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思路要清楚，若不清楚时你就会以随波逐流的方式处理事情，无法进步。
政治毫无弹性的悲剧
孙中山说过「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换句话说思想不改变，革命就不会成功。国民党当年被共产党赶到台湾来，原因是国民党革命的头脑赶不上共产党，原因是共产党于一九一二年成立，当时是第一代的革命者在主导，第一代的革命者比较厉害，今天国民党已老化且第一代的人也完全凋零，现在是由第二代或第三代来建构国民党王朝，共产党虽然也有下一代的串连，但串连较国民党慢，还有第一代的人存在，如蒋经国时代属国民党的第二代，但同时期的邓小平还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人物。
你们常会被问题的第一命题所骗（如是否赞成台湾独立），从不深入考虑第二命题（如赞成独立时是否愿意让你的家人、爱人去打仗），「政治硬梆梆，毫无弹性」就是今天台湾政治的悲剧，任何人提出主张时，立刻就会被戴上帽子（如中共的代言人、你不爱台湾等），使得大家不敢讲真话。今天对外（被第一命题所骗）和对内（用粗糙的方式掀对手的底牌，而不考虑互相斗臭的结果）的政治都是硬梆梆的，成为政治上坏的示范。
台湾由于土地少，以农业起家的历史背景已不再适合，今天可清楚看出再走农业将会是死路一条，任何有农业政策国家的农民都要靠政府贴补，今天台湾有百分之六十的杂粮靠进口，我们的农业还有前途吗？如今之计只有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商业的发展，才是应该做的事，而非一味讨好农民不敢说真话，之前口蹄疫的发生，正好是使台湾养猪业告一段落的机会，可是李登辉为了选票坚持要支持养猪业，让不景气的养猪业至今仍在死拖活拉，这些都是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杀政策，若台湾经济垮掉了，我们会全都完蛋。今天政府已被掏空没有钱，台湾政府的经济已垮了，经济还能存在的原因是民间还有钱，若民间有一天也没钱时我们就惨了，所以选总统时最重要、关键的政见应是经济问题，台湾的经济问题和两岸问题有绝对关系，因为台湾经济发展要靠腹地，而腹地不在南方在中国大陆，我们每年还赚大陆二百亿美元的外汇，所以海峡两岸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