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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像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们日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像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需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不到50年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迹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能够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和——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