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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会继续拍，拍各种各样的聋人个案，就像生存调查一样。其实在改革开放前，聋人的生活很有保障，那时候上过聋哑学校的毕业后都分到福利厂工作，至少都能自食其力。但后来，这些福利厂参与市场竞争，大批倒闭。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福利厂，每个城市都有一大堆失业了的聋哑人，现在要靠家人的救济生活。我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个，四十多岁了，还得家里帮助他们，还得帮他们抚养孩子。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米： 因为苏青自己的成长环境使他对聋哑人有特别的感情，这是我无法体会的。所以对于苏青来讲他肯定是想在片子里强调聋人这个概念多一些。但对于我来说，聋人也是人，我更多的是看到人的因素，这个故事是人的故事，很多人被这个故事吸引，特别是男人似乎更能找到共鸣。《白塔》是从聋人的角度看社会看男人和女人之间。景明面临的问题是男人都要面临的问题，但因为他是聋人，所有的问题都被放大了，变得残酷和无奈了。
●现象：虽然片中的主人公是个聋哑人，但是他的经济状况却还不错，好像比很多正常人都强。
○米：是。我们其实是有意要淡化“弱势人群”这个概念。人们觉得弱势人群需要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事，变成一种很泛泛的同情，换句话说麻木了。所谓的弱势人群在我看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用现实的眼光看，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很弱势的，《白塔》就是让你看到聋人生理上的失语变成丧失话语权，也看到男人和女人在现实中丧失爱情。这不是一个“弱势人群”可以解释的。
●现象：《白塔》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苏：白塔是我们自己的叫法。真名是“二七”纪念塔。纪录片《白塔》是我们个人化的视角来看聋人的生活，同样“二七”塔对于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白色的塔，这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的视角。
○米：郑州的“二七”革命纪念塔，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用《白塔》这个名字是一种感觉。一个这样的建筑立在那儿和周围的建筑都不一样，肯定给人很深的印象。这个建筑构成了我们对城市的印象。它是不协调的，有点儿沉重。我们拍的这些人就住在塔的下面，他们每天从塔下经过，来来去去。这个塔是不变的，它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时代的变化太大了，塔下的生活每天都在变。这种对比里面会有一些思考。用这个名字可能是我们潜意识里希望能够记录下一些东西。一提到白塔就想到那座城市，那些塔下的人甚至一些历史。我们这次去法国，很多外国人都说中国变了，而且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变化，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而我们是从一个聋人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是以前被人忽略的。
●现象：你们参加马赛纪录片电影节也看了些国外的纪录片，你觉得与你自己的，包括你看过的其他的国内纪录片比较，有什么不同？
○米：我觉得他们关注文化层面的题材比较多，讲变迁、语言这些等等。而我们跟他们就不一样，中国太多元了。
○苏：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中国一般都是拍活得不好的人（笑）。法国人的生活质量比中国高，吃不饱的挨饿受冻的人很少，所以拍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片子就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不太容易拍到这些。我们在马赛看了一部法国片是讲母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拍很多生活在外国的法国人对母语的感情，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的角度，很人性化。其实怀念母语也是一种内心的痛苦。
○米：同一类型的外国纪录片延展出来还有很多，比方说拍法国的移民，在法国想获得法国国籍的外国人，或者说在外国的法国人，他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东西，包括文化上的差异，对人生的改变等等。法国有很广泛的纪录片的观众。我觉得这是能让中国纪录片导演很羡慕的一点。
○苏：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到悲哀，去国外的中国纪录片基本上都是个人作品，很少有机构或是说代表一个电视台的身份来参加的，而国外这点就很不同，很多片子上都是代表一个机构，这也是中国和国外的创作环境不一样导致的。
第三部分苏青 米娜（2）
●现象：苏青前面提到了一个纪录片的功能性的问题。你觉得你拍的纪录片的功能是什么？
○苏：其实我的想法是很单纯的。通过纪录片真实地反映我熟悉关心的人的生存状况。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聋哑人，甚至给他们很多歧视。而恰恰我了解这个群体，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片子，是想让更多地人了解聋哑人并不可怕，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手语，其实手语比我们的语言更直接、更单纯、更可靠、欺骗性更小，它跟英语法语这些外语是一样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也想通过纪录片这个艺术载体来表达我自己的观念，说自己的话。通过DV，我们有了说话的权利。
○米：在片子里我们直接用了手语配字幕，没有配音。这是一开始就考虑好了的。虽然这样做肯定会增加看片子的难度，不老练的观众看着会特别累，一不小心没跟上就看不懂了。所以为了更容易看，我们做了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一般都是中英文做一块儿省事又省钱。但我们一开始就想要给手语一个独立的地位，完全地尊重。观众看片子可以感受这种语言，感受聋人的状态，这是很必要的。在马赛电影节上我们遇到一个学了十年手语的电影导演，告诉我们在法国有很多健听人参加手语学习班，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语言，很美，也可以去做志愿者，做翻译什么的。我觉得很感动。但在国内，多数人不说“手语”，而说“哑语”。这是不对的，而且有歧视色彩。我每次听人这么说一次就受一次刺激，就得纠正。差距就是这么大，国内对聋人的理解就得从这样的起点开始。
●现象：当你拍摄的这个群体出现在你的摄影机里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周围熟悉的这群人成为你的被拍摄者的时候，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苏：在我看来，拍摄是个沟通的过程。因为聋哑人自己本身也很敏感，你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会很惊慌。我能够进去到他们中间去，这是拍摄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在拍的过程中，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目睹他身上发生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只是我这个朋友没有干预他对这件事情处理的决断而已。
●现象：在法国那边，观众一般关心什么问题？
○苏：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是对人家的隐私特别感兴趣（笑）。
●现象：这也是中国纪录片研究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偷窥与道德的问题。
○苏：这个不奇怪，我觉得原因还是在于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国外不一样。西方社会，人人都很会保护自己，不像中国人，以前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大家几户住在一个院子里，都是你家就是我家的那种感觉，我可以随便到你家去吃饭等等，大家都很随意。其实偷窥不偷窥我觉得没太大讨论意义，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就去拍了就成了。当然，我觉得西方人还有种觉悟，他知道被拍的东西要通过某种渠道去播放，因此他们很谨慎。而在中国，很多人觉得无所谓。
○米：我觉得还有那么一部分人，他愿意暴露自己的生活，甚至是主动要求暴露。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被拍而给自己找到一个宣泄的方式。很多人的生活比较压抑，他们会觉得有个人来注意他，有个镜头来关心他，对他来说是种关怀。很多主流媒体上讲那些煽情的故事，其实也是属于隐私范围的，甚至还有很多做秀的成分，故事的主角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
○苏：这也是个中国特色，能上电视的都是了不得的人（笑）。
●现象：但有些纪录片给被拍摄者带来的或许会是一些麻烦甚至造成伤害，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米：我觉得纪录片对被拍摄者无论是起好的作用和坏的作用其实都不是目的，不应该用这个来衡量纪录片本身。当然，作为记录的人，要考虑是否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伤害，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部纪录片不够尖锐可能就会不够力量。这个尺度就要靠作者自己去把握了，就是在职业道德和良知之间必须有一个标准去平衡。想要猎奇去吓人和想表达内容，这两种取舍是不一样的。
○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片子都是非常个人的，拍某个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片子一多，问题也很多。开始的时候，被拍摄者可能还不太清楚你拍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你的成片出来的时候，他再看到了，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被暴露的感觉。这也说明，尽管我们要求客观，但纪录片和现实的生活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采访：万小刚）
2002年五一节前夕，我所在的广告公司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走向溃败边缘，这使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恐慌之中。混得好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多是征询五一节的出游计划，而我毫无心情。几年来淤积下来的用影像表达自我的想法围绕着我，既兴奋又惆怅。我跟米娜说，咱们五一节别休假了，去拍纪录片吧，我说我想通过纪录片反映聋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片子呢？说来话长。
我哥哥
我哥哥就是个聋人，他三岁那年高烧不退，爸爸带他去医院打了几针链霉素，就是这几针链霉素，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因链霉素中毒造成了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儿童致聋）。因出事时他年龄太小，尚存的语言能力也逐渐丧失，终于成了一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