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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也不是强调故事性，只是张博士这个人本身就很有戏，加上这个片子里本身有一个完整的事件。
●现象：你怎么看待国内很多纪录片靠选材取胜，而在创作过程中，影像技术层面却显得粗糙？
○黄：我觉得影像的好坏是做这个工作最基本的元素，如果这个方面都做不好，谈其他的未免就有些多余。可能很多作者是因为条件的限制，没有达到好的影像的目的，但至少他应该有一种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的心态。因为这是你做影像的本分。至于你说的选材，这也是纪录片的一个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它和影像两者之间本身并不矛盾。
●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让人感觉作者本身有很强的功利性，有了一个好的题材就赶紧弄出来，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只想靠这个来出名？
○黄：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有功利性的，但关键在于你用在什么地方。所谓做工要有功效，谁都会有一些梦想。
（采访：万小刚）
第二部分黄儒香（2）
作品赏析/黄儒香
《张博士》
片长：110分钟
故事梗概///
本片主人公“张博士”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在1966年被迫退学后在重庆的工厂自学了17年，又在成都“四川大学外语系”旁听了17年，为的是实现他从小的理想“去俄罗斯当翻译”。这期间他靠在大学食堂打扫清洁艰难度日，住得是学校操场看台下放石灰的小屋。2002年，“四川省农业厅”开始在“四川大学外语系”选择一些学俄语的学生，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去俄罗斯做翻译。快50岁的“张博士”四处打听到消息后，开始与“四川省农业厅”联系，也想通过劳务输出去俄罗斯，并认为这是他人生惟一的出路。
在农业厅的勉强同意下，被要求“张博士”先办理“劳务输出政治审查表”以证明身份。“张博士”开始不断往返于重庆和成都终于完成了审查表。终于可以回到重庆开始申请护照，在等护照的过程中“张博士”去了河北的一家电视台录制节目，换取了500元的劳务费，交了护照的工本费。等“张博士”拿到护照高兴地回到成都，却遭到“四川省农业厅”责怪，认为“张博士”是因为去做节目而耽误了和学生一起走的机会。“张博士”找到了他的朋友去农业厅了解、说情，又来到一家俄罗斯风格的夜总会门外的列宁像前求拜，希望能得到帮助，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继续等待的结果。这时学校已不允许“张博士”在食堂打工，学生都已离开了“四川大学”去了俄罗斯，天空也下起了小雨，“张博士”经常走过的满是茶馆的胡同也已经被拆除，“张博士”家门口本已斑驳的墙被粉刷一新，重新写上了新的标语。“张博士”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旁听，锻炼身体，洗冷水澡。
一天，也许是上天特别的怜悯，“张博士”突然接到了可以去俄罗斯的电话。他开始满心欢喜地准备行李，从北京转车到二连浩特。终于登上了去俄罗斯的火车。
导演阐述
纪录片《张博士》拍摄了一年半，2002年开始拍摄到2004年制作完成，100多小时的素材，剪辑完成近2小时的影片。
？ 2002年，正好是张博士在四川大学旁听的整十七年，而在这之前为旁听又准备了十七年。这一年他准备到俄罗斯当翻译，去实现从小就有的这个理想。在张博士进入四川大学的那一年，我十三岁，做了第一件雕塑作品，到这一年我拍完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十七年。
？ 我拍摄的时候张博士已经快五十岁了。就像十七年前离开工厂去大学旁听一样，人们认为他要出国到俄罗斯的“黄粱美梦”完全是荒诞的，超现实的，有如在手掌煎鱼一样，永不可能。所以完全有理由判定他“病得不轻”。到这段时间最多成为把玩在媒体手中被制造成“人咬狗”一样的事件，再成为大多数人一种茶余饭后谈资缝间的一句带过的过渡，然后从无法辨清的部位偶尔溜出一两声似笑非笑的声响蒸发在空气中；抿一口茶说道：“这杯子不错！”
？ 火车终于开走，那些把自己当作“聪明”的人，依然可以继续嘲笑张博士是神经病，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而张博士只是为了一个身份、一个愿望，用了近一生的时间。我何尝不是“张博士”寄居在世上，忙碌着、荒诞着，试图通过影像为自己找到一个身份。
？ 我几乎每天都和张博士在一起，努力保持着一种“一往情深”的态度。早晨在他起床前赶到，夜晚在他睡觉后离开。所有这一接近自残的拍摄方式无非是为了坚持“一个镜头也不摆拍”的原则， “真实”的原则。真实是什么？也许只有照在张博士儿童般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张博士能够接受我的拍摄，并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多么真诚的开场白，也不是因为我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而是因为我手中的摄像机。对他而言，摄像机就是权利，就是发言权，就是能够传递他的愿望的救星。不仅如此，张博士相信只有摄像机后面的人是可以信任的，甚至是可以爱的。一个我从没见到，对于张博士而言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叫小朱的女记者，可能是他这一生惟一爱过至今还思恋的女人。到了最后，我们在二连浩特国际车站告别时，张博士掏出他仅有的别人凑给他的五百元，递给我，要求我能够为他保存至他回国。我无法也不可能，也许是没有觉悟记录下太多这样的影像。它只能通过我潮湿的双眼，沁入我的体内，熏染着我的五脏六腑，反应成一种重势，使得我的身体无法轻盈，隐隐作痛。其实我没有资格受到信任，我只是个为了影像而强行进入别人生活的强暴者。
第三部分周浩（1）
周浩；职业图片摄影师。曾供职于新华社、《南方周末》报社，现供职于南方日报集团。
导演访谈/周浩
能在北京看到周浩，还要感谢2004国际纪录片展。这天下午的影片是土本典昭的《水俣——患者及其世界》，我们看完影片后在放映厅旁的咖啡厅聊天，内容也因为刚看的影片而直奔主题。
○周浩（以下简称周）：土本典昭这个片子从技法上也没有特别的与众不同，但是他拍了那么多年最后才终于完成这个片子。其实纪录片关键在于要沉的下来，才能做出作品。就是能付出时间，并不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左右，就一定能拍出好的东西来。只要不是笨蛋，会些简单的技术都可以。关键就在于要静下来。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有一部片子的导演付出了11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拍摄，做纪录片就像是拿生命做赌注。
●现象工作室（以下简称现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因为从事图片工作吗？
○周：照片没有声音，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有声音的话，事情就能记录的更加完美一点。还有，现在的照片越来越多的是表达摄影师自己感想的艺术品。比如这个时候为什么放一个人在图案里，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这样就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符号来表达拍摄者个人的想法。而纪录片相对来说好一点，当然纪录片也不是完全写实的，只是相对而言。应该说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媒介，它们表现的方法不一样。
●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纪录片呢？
○周：大概是在2000年，《南方周末》当时做了一个报道，是“向东、向南、向北”，作为封面故事，讲述的是民工的打工生活。其中有一部分记者就是从四川跟随至广东，我的两个同事回来以后就告诉我那个地方很有戏很不错。我去了一看，确实不错。我就开始在那里拍照片，搞好各种关系、套近乎。可能我跟四川民工套近乎还相对比较容易嘛，因为川贵的语言还是比较相近。这样走得比较近了，十月份开始我就正式拍摄了。这是我第一部片子，刚开始连白平衡都不会调，不懂就上网去问别人，很辛苦，就是慢慢把它煲出来的吧。所以还是有蛮多的遗憾。
●现象：毕竟是第一个作品吧。
○周：可是有的事情你是不能够原谅自己的。如果真是一个好东西你把它糟蹋掉了，那会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现象：开始选择的时候是如何看待这些厚街居民的生活呢？如何看待你的拍摄对象？
○周：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起初就是一种好奇心。各种心理混杂在一起，不是一个单纯的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社会改良者，因为我不具备那样的能量。我觉得我能够记录这个社会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剖面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社会是一棵参天大树。我根本不能做什么很大的事情，而这是我份内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件有意思的事，那就去做它了。所以目的性不是特别强。但做这种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播出的时候还是有快感的，包括得些奖，被国外电影节邀请。但是更大的快感还是在于拍摄过程，那种给人带来的愉悦是不好用语言表述的。
●现象：拍摄当中的困难是存在于那些方面呢？
○周：这个片子从前期到后期我大约花了六万块钱，因为一些原因，到目前还没有产出或者回报。其实拍纪录片还是一个很贵族的东西，一点也不市民化。表面上来说那个机子在拍，但真要拍出作品不是那么简单。需要资金买设备、差旅费、食宿等等。在资金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也工作十来年了，有一份比较固定的职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可能是我比很多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力所能及的从容纪录人要好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片子是在我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是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象：拍摄过程中呢，没有什么困扰你的问题？当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