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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签发支票的人名叫小爱德华·亨特。很快此人的身份便得到了确认，他也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工作时间为1949年11月至1970年4月。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档案显示，在1971年7月，当白宫准备聘用亨特担任白宫幕僚时，联邦调查局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束后，白宫安全主管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告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说，亨特将从事“高度敏感的任务”，但不是在白宫工作。
水门事件（3）
当我给格雷打电话时，他已经离开了旅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塔安娜市的路上，他本来预定要在那里的佩珀代因大学发表演说。因此，我只能通过圣塔安娜市当地的高级探员向他转告此事。演讲结束后，格雷给我来电话，并就此事和我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和我一样感到惊诧不已，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会做出这种蠢事。他要求探员对此案进行积极调查，并且让我每天向他简报有关进展情况。
从星期日至第二周的星期二，当格雷分别棕榈泉市、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停留之际，我都向他作了情况简报。7月21日星期三上午七点三十五分，格雷返回他的办公室。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是直至当天有关此案调查的详细总结，我相信他肯定会考虑将这份总结送交司法部长。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也没有向我解释个中原因。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一直在与白宫的幕僚互通声气。
随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启动，不断有只言片语的信息被披露给报界。白宫对格雷暴跳如雷，指责联邦调查局对外泄露有关信息，并命令格雷全力阻止。被报界披露的一个信息就是，格雷曾试图中止联邦调查局对此案的调查，并且不允许探员发传票索取总统助理查尔斯·科尔森的电话话费记录。后来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是从白宫泄露出去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埃利希曼、鲍勃·霍尔德曼或者约翰·迪安所说的话，即联邦调查局已经向白宫屈服了。
7月24日星期六，格雷将孔克尔和其他二十六名参加本案调查的探员全部召回。格雷批评他们正在“因多嘴多舌而不断惹祸”，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尽管他口头上告诉探员们要对此案进行彻查，但是“我的确已经暗中踩下了刹车”。探员们当时都认为这是他对联邦调查局诚信度的严肃批评，但是当孔克尔试图加以辩解的时候，却被代理局长格雷粗鲁地打断了。
然而，仍然有消息被不断泄露出去。窃案发生后的几天里，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华盛顿邮报》不断向读者报道对该案调查的有关细节，有些消息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刚刚获知后几个小时内便被捅了出去。
对这一情况白宫感到震怒不已。埃利希曼对格雷大加训斥，并要求必须阻止类似泄密情况的再次发生。为此，格雷专门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派出了一个监察小组，对所有参加该案调查的探员进行讯问。然而依然无济于事。于是格雷又命令助理局长查尔斯·W。贝茨和刑事调查科的负责人出马，强令所有涉案探员都要发誓保守秘密。
上述行径只是进一步激怒了探员，却丝毫未能阻止消息的外泄。有好多次，当格雷不在华盛顿的时候，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曾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止消息的走漏，但是被我拒绝。我告诉他，消息并不一定都是从联邦调查局泄露出去的，因为并不是只有联邦调查局才知道这些信息。我的回答并未熄灭迪安的怒火。也正是由于这些电话，使得白宫认为我就是那个“深喉”，也就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撰写报道所依赖的神秘的消息来源。窃案发生六个月后，格雷有一次亲自来找我并对我说：“你知道吗？马克，迪克·克兰丁斯特① 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告诉我也许应该把你调离联邦调查局。他说白宫幕僚都认为你就是联邦调查局内部把消息不断泄露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人。”
这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不快。我与克兰丁斯特的接触很频繁而且相当友好。我丝毫没有察觉到我遭到了对方的怀疑。我感到内心里一股怒火在升腾，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格雷对我表现出来的支持。格雷继续说道：“我告诉克兰丁斯特，你我共事多年，你十分能干，我相信你绝对是忠诚的。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你离开联邦调查局的。而克兰丁斯特则对我说，‘帕特，如果你能够听我的，我将感激不尽’。”
我吃了一惊，我不想因为我而妨碍格雷被正式提升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说道：“我绝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你无法被提名为局长，那样我会深感愧疚。我已经在考虑退休，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迫于压力而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如果能把我作为一名分局主管调到西海岸去，我将很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安排。”
水门事件（4）
“不。”格雷说道，“我不会那么做的。你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会这样对待一个为了国家和联邦调查局服务多年，能干而又忠诚的人的。”
我很感激帕特·格雷能够这样说。
很久以后，我得知白宫曾经多次对克兰丁斯特抱怨说我就是那个“深喉”。尼克松的白宫幕僚从没有任何人曾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将我视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推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觉得我对格雷担任代理局长心存嫉妒。他们认为我在联邦调查局身居高位，可以接触到有关水门调查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此来打击格雷，这样也许会导致格雷被撤职，从而使我自己能够得到提升的机会。此外，对于白宫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实属不当，因此也没有予以配合。我估计在白宫幕僚那里，我恐怕已经被贴上了“抗令不遵”的标签了。
的确，在胡佛病逝之后，我很希望能够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如果说我对格雷心存嫉妒，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格雷的任命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便已下定决心，为了联邦调查局，我将尽我所能地协助格雷做好工作。
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与鲍勃·伍德沃德碰过一次面。他想和我约谈，于是我便在9月里挑了一天和他会面。为了防止我的话被错误地引用，我让我的助手，监察员沃森·坎贝尔和我一起参加会谈。然而伍德沃德采访我并不是为了探询什么消息。他理解我所处的位置：作为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负责人，我不能泄露任何有可能会损及犯罪调查的信息。伍德沃德只是想向我确认他和伯恩斯坦业已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他让我告诉他哪些信息是正确的，而哪些则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谈中，我对一些在公共记录中便可以查到的信息进行了确认或者否认，仅此而已。
那时，我没有告诉伍德沃德，其实我们对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日益感到担忧。经过两个月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来起诉那几个盗窃犯。但是司法部却越来越不愿意授权我们对一系列业已发现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广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竞选特工唐纳德·塞格雷蒂对民主党所施展的那些肮脏把戏。我们小心谨慎地试图在内部备忘录中将我们的不满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我们便提请全局注意：报界已经断言审计总署怀疑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违反《竞选资金法》的行径。我们随之指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来对审计总署的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强调说：“对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特别指令才可以开展。”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们几乎是在恳求“水门”检察官，即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让我们展开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为此我们写道：“鉴于联邦助理检察长希尔伯特对联邦大陪审团的证词做出的详细评论，对起诉所做的准备以及将会有更多的证人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为此我们预计希尔伯特将会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如果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那么这样做将会使开展调查的速度加快。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白宫一直在竭力掩盖其对水门事件的介入。如果我们这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遵循一般的调查程序，那么行政部门尽管实施了大量的违法行为，也将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我们则将因此备受责难，也将因未能恪尽维护宪法的职责而遭到谴责。公众将会质疑我们的诚信，彻底损害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公正的执法部门的声誉。要对这些犯罪行为开展调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联邦调查局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加以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些我在监察科所坚决执行的准则。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也将遭到批评，同时也会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理想的办法可以打破这一两难困境。
水门事件（5）
两种观点在我内心深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锋：对于我来说，遵循常规程序来履行我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职责，是否应该超越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所负有的揭露真相的责任呢？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一次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与伍德沃德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