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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1）
1972年5月2日星期二，这一天的到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我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起床，然后吃早餐，边吃边浏览《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摘要，以防胡佛问及一些重要新闻。到了6时45分，我已经在赶往办公室的路上了。到办公室后，离正式上班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翻看头天晚上的电报和等我处理的备忘录。
上午九时整，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工作内容包括开会，接打电话和与局里其他官员商量事情。对我而言，这样的一天会持续到下午六点半或七点钟，也就是局长离开时才会结束。局长第一个下班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传统，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让我们埋首案头，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上午九时不到，托尔森和我的行政助理以及两名秘书走了进来。邮递员也背着大包大包的联邦调查局信件赶到。托尔森的助理多萝西·斯基尔曼告诉我胡佛不会来了。这不足为奇，因为轻度中风，他经常不能上班。我于是临时补缺，做了一些必须定夺的决定，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有不同意见。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负责行政工作的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走进我办公室。我有些意外，因为他通常是用内线电话与我联系。
“他死了。”约翰说，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我最初以为他是在说托尔森。
“他又中风了？”我问道。
“胡佛死了。”莫尔说。他看着我的表情变得犹疑继而转为震惊。
托尔森之死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但胡佛死去的现实却让我难以接受。就在昨天，他还像平时一样精力十足，死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随时都会离去，但我从没想到胡佛会离开得如此突然。
“他是昨夜或今天早上的某个时候去的。是管家安妮发现的。”约翰说道。乔伊瑟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
“甘迪小姐九点刚过给我打的电话，我就前去见她。在胡佛家里我和托尔森谈过，他让我操办丧事并通知司法部长。托尔森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相当难受。”
“克兰丁斯特有什么反应？他怎么说的？”
“开始时没多说什么，”约翰回道，“我告诉他托尔森安排甘迪小姐和我来处理丧事，我问他是否要我通知白宫。他说不用了。他想亲自给总统打电话，他相信白宫会宣布死讯的。”
由其他人来操办丧事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前面的日子会很难熬。我说：“很好，约翰。托尔森不会过来了，你和甘迪小姐拿什么主意我都会支持。”
约翰转身欲走，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稍后会告诉你详细情况，而在助理局长们听到小道消息之前，我想一一告诉他们。”
我将这消息告诉了我的两名业务助理、我的行政助理和两名秘书。他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开始哭泣起来。多萝西·斯基尔曼是通过电话从甘迪小姐得到的消息。她为托尔森担心起来。
我说：“你老板会受很大打击。”
“我知道，”她回道，“没有胡佛先生的支持，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现在不要担心，”我说，“今后几天我们会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转身离开办公室时，她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
白宫直到中午十二时之前的数分钟才正式发布胡佛的死讯，而在此之前，消息已经传遍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许多家属和朋友们都接到了告知电话，当然，消息也泄露给媒体了。我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她上午十时左右给我打过来。她刚刚从我们的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消息，而那人是从新闻通讯社的电讯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摄影记者已经聚集在胡佛家门前。
回想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我很难说得清自己的确切感受。我感觉我个人并没失去什么，因为我与胡佛的关系一直局限在公事上。胡佛曾经和他的一些高层官员亲如兄弟，但在他后来的岁月里，托尔森是局里唯一与他有着社会交往的知己。
“胡佛死了”（2）
胡佛1971年转而倚重于我，是因为托尔森虚弱的身体状况已让他无法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他知道我对他的职位没有企图，因为我从未给他任何理由让他这么想。我相信我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对于我在调查和人事事务方面的劝告和提议，他通常会予以认真的考虑。他乐于和我交谈，有时谈话的时间会相当长。我感觉他差不多像我欣赏他一样地欣赏我了。
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他强硬而暴躁。他极为聪明，对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衰老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不得不经常与他打交道，发现对于前些日子看过的备忘录，他总能回想起其细节来。
我没能接替他的局长职位。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廉正。我知道托尔森将会退休而去，会将权力交给我这个三号首长来保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做好表率，保证各部门运作平稳和防止士气低落。
我没想过总统会任命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人来接替胡佛的职位。如果事先知道，我对这个职位就不会抱以希望。联邦调查局有许多训练有素的高级官员能胜任局长职位。我本人的履历也不错，我认为自己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天分分秒秒地流逝着，我大脑里不禁重现局长的最后时光。这天是“五一节”，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汤姆·莫顿是胡佛的私人司机，驾驶着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这天上午九时三分，稍稍迟于上班时间，他驱车驶进司法部大楼的院子里，带着他的乘客停在紧靠电梯大厅的特别停车位上，电梯大厅就在离第九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拐角最近的地方。这些电梯差不多处在五楼局长办公室的正后方，从轿车到停车区里的电梯只有数步之遥，而从五楼电梯间到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的距离则还要短些。
胡佛平时会在克莱德·托尔森的寓所用自己的轿车捎上他，然后一起赶来，托尔森照例会落后几步跟随。但是这一天胡佛下车后，托尔森却没有在后相随，只有他一个人步履轻快地走向电梯间。
胡佛离开停在离电梯间不远的汽车时，莫顿总会奔向一个专用电话，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提醒每个人注意：“他上来了。”结果便是一阵忙乱，在电话打来之前，如果办公室人员都很散漫的话，电话打过之后就不会有这般悠闲的人了。
那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见过胡佛，还用内线电话交谈过几次。他思维敏捷，言语铿锵有力，有其特有的冲劲，各方面都与平常无异。
他差不多下午六点钟才离开办公室，然后赶往托尔森的寓所，在那儿用晚餐。莫顿后来驱车将他送回家，到家时间是晚上十时十五分。管家安妮·菲尔兹没有听到他进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是在地下室里过夜的。
安妮说胡佛晚回家之后，通常会让他的两条凯安犬在后院玩耍戏闹一番，它们睡处附近铺有报纸，从报纸上看，有迹象表明它们当晚像平时一样在外面排便过。这两条狗对胡佛非常依恋。较大的“G男孩”在他的主人去世数周之后死去。而“辛迪·莫佩德”则拒绝进食，数月之后也死掉了。
次日早晨七点三十分，安妮根据胡佛固有的习惯备好了早餐，但胡佛并没有下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她开始担心起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莫顿开着那辆轿车赶到，比平时提前了几分钟。数分钟后，吉米·克劳福德也到了。克劳福德当过胡佛多年的司机，1971年12月在一次大手术之后退休。从那以后，胡佛就雇他在庭院周围干些杂活。这天早晨，他过来要将胡佛从一个西海岸苗圃买来的玫瑰给栽上。克劳福德是提前赶来的，因为他知道老板可能要指定每束玫瑰应该栽在什么位置。
他们三人讨论了一番，决定由安妮去敲局长的房门。没有回应，她试着推开房门，当安妮慢慢进到卧室时，她看见这位她侍候多年的男人已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了。她冲下楼找来克劳福德。克劳福德握住胡佛的手，发现它僵硬而冰冷。他将手放到地板上，然后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盖在身体上，确定胡佛已经死去。克劳福德给托尔森打去电话，然后让莫顿开车将他接来。安妮则打电话给局长办公室的职员厄玛·梅特卡夫，由她联系局长的私人医生罗伯特·乔伊瑟。乔伊瑟火速赶到，随后就宣布胡佛已经死亡。
“胡佛死了”（3）
十一时不到，约翰·莫尔给约瑟夫·高勒殡仪馆要了电话，这家殡仪馆离胡佛家比较近，位于纽约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辆无标记的小汽车，这辆车可以拉运一副装上尸体的担架。为避开新闻摄影师，那辆车从后巷靠近住宅。验尸官代表们等到白宫正式宣布死亡，然后将胡佛的遗体从后门移出，穿过庭院，通过车库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车上。高勒的车于下午十二点半离开胡佛的住宅。
约翰·莫尔和海伦·甘迪一直考虑的是共济会葬礼，但在下午两点零五分，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已决定举行全军礼国葬。遗体将于5月3日安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供人瞻仰，5月4日将举行追悼会。军方接管了礼仪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气灰暗而阴沉，在国会山圆形大厅里，空气中的薄雾让悼念活动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建造的柩车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国英雄和政治家享用过这辆柩车。柩车上午十一点半抵达国会大厦。由美国国家长老会牧师爱德华·埃尔森和美国参议院牧师为前导，抬棺者们负重走上长长的台阶。莫尔后来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