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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以后，我们还是看不到多少结案的希望。我于是就给卡撒·“德科”·德洛克打电话，他已接替艾伦·贝尔蒙特任局长助理，主管联邦调查局所有调查行动。或许，我不能向局长抱怨什么，但我还是可以向德科发发牢骚的。
“德科，”我说道，“我们在这儿真是浪费时间。”德洛克客气地听着，而我则长篇累牍地叙说着我们的进展情况，并为成功的低可能性进行辩解。
他随后说道：“你和瑞德最好还是要正视这件事，马克。不解决这个案子，局长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德科，你很清楚，这种黑社会凶杀案可能永远都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坚持道，“这些人对后果清楚得很，如果露了口风，准会穿上水泥靴沉到密苏里河底，一切都玩儿完。我和坎贝尔在这儿真的无事可做，堪萨斯市分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帮我在局长面前说说看。”我厌恶自己这般哀号。
“现在还不是时候，”德洛克说，“我会尽快帮你回来，但在这段时间，你活儿还是得干。”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奥德丽打电话，每次她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当一周周拖成了一月月时，她开始奇怪我在堪萨斯市到底在干些什么。瑞德和我眼看着大平原迎来了春天，而我的心情却很低落。我成天想的是如何找到德科而不是凶手。
最后，我总算松了口气。4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匹克威克饭店的房间里观看《贝弗利山人》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我站在门旁问是谁。一个女声回道：“你的护卫，先生。”
让我极为惊讶而兴奋的是，来人竟然是奥德丽。她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赶到了堪萨斯市。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夜晚之一。
我们睡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乘电梯下到咖啡店用早餐。瑞德·坎贝尔住在十楼的一个房间，正好在我下面，所以我们停下来要带他一起去。电梯门在十楼打开时，正是坎贝尔，他正准备上电梯呢。他刚举步却又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进来还是走开。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
胡佛的执行人（5）
“瑞德，”我说道，“这是我妻子。奥德丽，这是瑞德·坎贝尔，一直是他在帮助我。”
“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夫人，”他说道，脸上却满是疑惑。我们乘电梯继续下行，他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我呆在堪萨斯的日子。胡佛没有批评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也没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会闭目塞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所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违规问题上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华莱士·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还是不能满足通信需求。
在无线电室，我发现一件像小型计算机的设备。“这是什么？”我问无线电报务员。
“那是我们的新式编码机。”
“你们为什么不用它？”
他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配件，好将它接到无线电发射机上。
“它性能如何？”我问道。
“它比旧设备的性能要优越得多，”那名报务员说，“你在这端敲打信息，这种机子就会自动将其编码。另一端同样的一台机子边接收边进行解码，信息接收完毕，解码也就结束。这就像用电传打字机一样。”
“现在有什么办法用上它？”
报务员想了想。“如果把它连在租用电话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这会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在专用铅衬室建成之前，我们还不能让它工作。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尔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贝尔蒙特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一条租用电话线，再将新式编码机连到上面。”
艾斯提尔皱着眉头。“国安局的规定怎么办？我们把它放在哪儿？”
“沃利，我们得把它连到租用电话线上，只要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儿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着你的桌子放。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规定。”① 此事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调查“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办事风格的一个早期案例：摒弃不必要的繁琐规定而敢于谨慎冒险。——原版编者注
我们给贝尔蒙特打电话，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在他那一端安排连接。我向他保证，新机器会在当天运转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租用电话线接了进来，编码机就开始全速运转。到了午夜时分，大批积压的情报概况就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其信息随即被解码译出。这台编码机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会危及安全。瓶颈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样，我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另一次失和起因于多米尼加危机。中央情报局本该全权负责美国本土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但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表现感到失望，却对联邦调查局深感满意。让中央情报局窘迫不已的是，总统命令胡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筹建一个办事处。为了劝说白宫关掉这个办事处，胡佛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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