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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6）
也许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情形已不尽是如此，我们可以以台湾地区的《文学杂志》及《现代文学》为例。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夏济安先生在《文学杂志》中鼓励扎实的作品，《现代文学》开始介绍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恰可以代表“60年代”文人对于上一代浪漫主义的一大反击。
上一代人在十几年内把西方19世纪文学“吞”进来了，但同时期的西方文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却一反19世纪末的“新浪漫主义”，在T．S．艾略特等人领导之下，逐渐建立起文学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T。S。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是西方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战前与战后、“浪漫”与“现代”的分水岭。中国文人，由于“五四”的影响，迟了四十年，现在才开始介绍西方的“现代主义”，而《现代文学》所介绍的正是第一次大战后崛起的几位名小说家和诗人。然而，试观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传统又告动摇，名批评家菲德勒（Leslie Fiedler）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已公然宣布“现代主义”的死亡和另一种新式浪漫文学的抬头（他举的例子是加拿大作家及诗人科恩［Leonard Cohen］的小说《美丽的失败者》［Beautiful Losers］），中国“西化”的文人如何能够赶得上？
在心理上、情感上，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似乎已与20年代的人大不相同，但“五四”的遗产，却仍是许多海外学子在感情上受到打击的主要因素，中学大学时候对感情的纯真、专一，“五四”式的爱情“真善美”，在到了美国以后，与另一种物质文明的冲击，遂产生一连串的“人生悲剧”。一位自称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智识之士”的人，在一篇谈康桥和徐志摩的“非小说”中写道：
年轻时把爱情偶像化，把异性对象爱情化，一切都是美的、纯真的（“真善美”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语），到了美国之后，受到物质环境的冲击和压迫、美钞和汽车的诱引，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起先是吃惊，继则受到挫折，遂一改以前在台湾省时的20年代“纯情主义”，而只顾物质上的“安全感”。婚姻不再是爱情的高潮，也不能算是爱情的坟墓，事实上，“爱情”——尤其是徐志摩式的爱情——在美国的中国人圈子里根本无法存在。结婚，对于男士们是学业告一段落后想成家定居的必须步骤，对于女孩子们是找寻“饭碗”和“安全感”的最终途径。于是博士学位、银行存折、 永久居留权成了“理想丈夫”的必备条件。男女双方在约会之前，在心里已经各自有数，出游数次之后，双方条件符合，于是就发请帖，行基督教或天主教式的婚礼，然后是茶点招待、拍照，宾客们在送了五元或十元礼后，也就在招待会上吃吃喝喝，勉强凑几句笑话或恭喜话，于是又一件“人生大事”就此完成，哪里还有当年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的宾客满堂恭聆梁任公训骂的趣剧，或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只收乐曲和作品的雅事。
……
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早已逝去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不仅外在的现实不允许浪漫英雄的产生——婚姻早已自由，恋爱已成滥调，个人的行为不再能掀起社会上的狂风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代的心理架构上，现实世故、小心早已筑就许多感情的堤防，窒息了年轻的浪漫热情。奥非欧：《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见《大学》杂志第8期，台北， 1968年8月， 36、38页。
“五四”那一代的“西化”，留给这一代最大的危机，是这一代海外华人的“认同”（Identity）问题。上一代在打倒“孔家店”，烧尽传统文化之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片真空，于是知识分子拼命吸收西方文化，希望能弥补这一个真空，创造新的传统。即如鲁迅，也在一篇《青年必读书》中公开宣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其影响所及之下，中国青年一味洋化，到了美国后，更是如饮蜜糖，争做美国人，在美安居乐业以后，终于有一天突然感觉到自己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所知道的到底有多少？上一代反传统的狂热，使得下一代对于本国文化的距离更远。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是双重的：他（她）既感到自己在美国物质文明下的“非人”，又苦于对中国文化社会的疏离，于是，遂有于梨华女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无根的一代”于梨华：《又见棕榈》，176页。。
“20世纪60年代”人是否无可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精神对我们是否仍有意义？这一代的人如何整理上一代的遗产？如何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交代？这些问题，只好作为另一篇文章的题目。
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势必承认“五四”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正如晚清的“国学”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五十年时过境迁，一切恩怨都已随风而逝，希望这一代的“文人”，不再“相轻”上一代的文人，我们可以批评，可以重新估价，可以平心静气讨论，却不能轻视上一代，不顾上一代的文化遗产。“五四”虽已成历史，但对于一个在21世纪写中国历史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何尝不是历史？我们虽可视“五四”为历史，却无法置身于历史范畴之外，因此本文也免不了为将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一篇充满个人偏见的“原始资料”。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浪漫之余（1）
十年前，适逢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笔者曾写过一篇论“五四”文人浪漫精神的文章。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愿借此机会，对“五四”文学的这一部分浪漫遗产，重新估价一番，并将个人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供诸同好参考批评。
夏志清教授于今年2月在美国德州召开的“台湾地区文学座谈会”上曾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没有真正的“浪漫文学”的作品，只有浪漫的气质和生活方式。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
夏先生所指的“浪漫文学”，当然是从纯文学的立场而言的，如以“五四”的作品特别是新诗与英国浪漫诗人（如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的名著比较，当然非常肤浅，“五四”诗作中不乏歌颂爱情及大自然之作，但独缺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神秘感”和想象力。20世纪的英美批评家，往往认为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想象力是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其他如推崇情感、皈依自然、强调作家的个性及主观的心绪等，皆在其次。由于浪漫主义文学家对于外在世界的不满，对庸俗价值的藐视，遂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于纯艺术本体的追求。“神秘感”虽然可以指向上帝，也可以导致一种“超俗”的艺术倾向，所以，在19世纪末叶法国文坛崛起的“象征主义”（以波德莱尔为首），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余绪，也代表一种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动”。
中国现代文学，也许是受西潮影响太快，对于西方的各种主义，往往兼容并取，只要是“新”的、时髦的，都是好的，所以遂有创造社初期“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创造社作家自称“浪漫”，用这一句口号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打对台，实则是一种“吞枣式”的说法。熔浪漫与象征为一炉，主要是因为郁达夫等人知道欧洲文坛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而走向种种“前卫式”（Avant Garde）的新文学，但是他们的消息往往是一鳞半爪，甚而道听途说，所以引起“五四”文坛上的混乱。就创造社各作家而言，郁达夫是相当博学的，郭沫若的西方文学根基以德国文学为主，王独清、穆木天懂得一点法国文学，也写过一点“象征”诗，但成仿吾、郑伯奇等人，则颇为“不学无术”，任意为文。而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如周全平、冯乃超，则是满脑子从日本学来的“普罗文学”，所以很容易和太阳社的蒋光慈连成一气，高谈“革命文学”。
反观与创造社对垒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早期对西方文学的介绍确曾下过一番功夫。茅盾的学识，可能比创造社各人都高，但茅盾对欧洲文学潮流的看法，据澳洲学者麦克杜格尔（Bonnie McDougall）的研究，仍不免受一种“进化论”的影响：茅盾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介于古典与浪漫之间，所以新文学极需要的是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至于一些“前卫”派的倾向，中国不必学。所以，“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方式就是写实。然而，如果从纯文学的立场而言，“五四”初期的小说也很少有真正“写实”的作品，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确曾试图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写小说（《子夜》、《春蚕》），但除茅盾之外，鲁迅的短篇小说，有很浓厚的抒情与象征色彩（尤其受到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Andreyev］的影响），并非是用莫泊桑或福楼拜式的“纯写实”，其他早期作家如许钦文、许地山、叶绍钧等人，他们的“写实”技巧，事实上是一种伤感味很重的“人道主义”，与福楼拜的“纯客观”立场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五四”初期文学的主流，是一种极为主观的（subjective）、发泄个人情感的，但仍对社会现实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作品。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可以说是“五四”文学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在创作题材上，不再注重作家的个人感情或亲身经历，而将视野扩大到社会上，于是描写城市（如茅盾的《子夜》）和乡村（如沈从文、吴组缃的短篇小说；老舍的小说虽以北京为主，但其格调还是乡村式的）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