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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崇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和罗素，认为：
他们的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们醒起来，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隔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徐志摩：《汤麦士哈代》，见《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10日），70页。
徐志摩自己在为人和文笔里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自我解放”，这种“人类行动性的情感”，他的人生观只有一个“爱”字，所凭借的生命力正是“爱的无边的力量”。这显然是卢梭的翻版，也证明了卢梭在中国的号召力。郁达夫就曾赞扬卢梭为“人类解放者”、“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郁达夫：《卢梭传》，见《北新周刊》第2卷第6期（1928年1月16日），650页。对于这位法国浪漫主义之父的作品，他又说：
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梭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发尽它的光辉。郁达夫：《卢梭传》，见《北新周刊》第2卷第6期（1928年1月16日），649页。
除了卢梭外，当时文人所崇拜的英雄尚有：拜伦、雪莱、济慈、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罗曼·罗兰（“水晶似的灵魂，纯金的心，太阳似的光与热……用刀或笔，为人类的进步而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吐出最后一口气息……”）、托尔斯泰、高尔基、尼采、雨果、拉马丁（Lamartine）、莫泊桑……19世纪西方的重要浪漫主义文人，几乎被“五四”的新文学家们网罗殆尽。且不论这些英雄是否皆可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中国的英雄崇拜者们却是用同一般的浪漫气息，把这些英雄们的作品，不论优劣，一口气全都吞了进去。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十年（1920～1930）之间塞进了欧洲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这十年的中国文坛，我可以大言不惭地统称之为中国的“浪漫时代”，1930年以后，左翼文学兴起，但仍然是从浪漫主义的模子里套出来的。
这一种浪漫性的文学的特征，梁实秋先生已经说明在先，其精神，可以用希腊神话中的两个词代表：一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Prometheus］），一是尼采借用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an［Dionysus］）。前者所代表的精神是：勇敢、进取、自觉的努力、奋斗，发挥人的一切潜能和热情，甚至为人类牺牲自己。关于这个西方传统，严复在译斯宾塞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林琴南所敬佩的司各特（Welter Scott）和哈葛德（Rider Haggard），梁启超所谓的“新民”，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橥的“新青年”，所推崇的皆是同一种精神。文人群中，鲁迅、徐志摩、萧军等大部分人也在尽力鼓吹这个新传统（杂志名称如“太阳”、“创造”、“萌芽”；茅盾的一篇小说中，其秃翁名“强”，叫“猛”，号“惟力”），一反过去“文人”之弱不禁风、白面书生的旧典型。第二种精神则以“爱”为出发点——肉体和性灵的爱——冲破一切繁文缛节，不受任何理性的控制，要“亲身体验”，要热情奔放，爱要疯狂地、赤裸裸地呈现自我（日记体、忏悔文学、梁实秋所谓的“印象主义”、裸体绘画因而大盛），最后要化作一团火，烧遍所有年轻人的身心，把传统焚为灰烬，然后才有“凤凰涅”，新中华重生。徐志摩有段文字，是把这两种精神熔为一炉的最好的写照：
在葡萄丛中高歌欢舞的一种Dionysian madness（酒神狂欢），已经在时间的灰烬里埋着，真生命活泼的血液的循环，已经被文明的毒质瘀住……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我们要为我们新的洁净的灵魂造一个新的躯体，要为我们新的洁净躯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灵魂，我们也要为这新的洁净的灵魂与肉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的生活——我们要求一个“完全的再生”。徐志摩：《落叶》，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40页。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5）
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因袭，到了“五四”，终于被这一批年轻人轰破了，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燃烧着一团火，拼命地写，拼命地吃喝，拼命地狂呼，拼命地做爱。“五四”时代有多少“自我解放”的“娜拉”，脱离家庭，到大都市去“亲身体验”生活？（丁玲、卢隐、白薇……）有多少出爱情悲喜剧？有多少对情侣、爱人，互相倾诉爱情？徐志摩——陆小曼（“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爱眉小札》，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年，52～53页。），郁达夫——王映霞（“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郁达夫：《郁达夫日记》，香港，1961年，91页。），蒋光慈——宋若瑜（“侠生！我感激你呵！……我的侠生！我为什么抑止不住我要爱你呢？……我总希望我能诚恳的永远的爱你一个人！……我的侠生，你能永远的爱我吗？……我的侠生！我现在才相信意志是战不胜感情的啊！……”《蒋光慈、宋若瑜通信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7版，24页。），胡也频——丁玲，萧军——萧红……
这一阵烈火，这一阵旋风，这一种浪漫的行动，的确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也为后一代带来许多新问题。“五四”的一股冲劲，把传统打倒了，“新文化运动”事实上形同真空，文士们一意歌颂爱情，发扬自我，庆祝再生，建筑理想的“空中楼阁”——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世界语主义……但却不能静下心来仔细思索一下自己在推翻了旧文化、旧社会、旧礼教后的新地位——知识分子的“零余”、与政治的脱节、对其他“劳苦大众”的不了解——以及有了这一个新地位后如何做？他们对于这一种新地位、新角色的反应，除了少数人外，大都是浪漫性的，所用的“逻辑”非常微妙：一个“文人”比世上其他人“敏感”，可以感触到别人觉察不到的事物，因为自己是“先知先觉”，而大众是“不知不觉”，所以总觉得“怀才不遇”，于是开始在文章里自哀命薄。“自怜自醉”（Narcissism）是古今中外所有浪漫文人的标志，他们的“敏感”也就成了他们的“优越感”，用以掩饰自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的无能为力。几乎每一个文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遂自称为“诗哲”、“诗圣”、“诗人”，诗人是永远不受知于世的，只有少数的“知音”能了解他们，于是他们要在茫茫的人海中去找寻爱情，事实上所追求的却是自己理想的幻影、爱情的化身。蒋光慈在其情书中就为自己——也为他同时代的文人——刻绘出一个浪漫文人的典型：
我是一个诗人，古今来的诗人，特别是有革命性的诗人，没有不飘零流浪的。我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怀抱着无涯际的希望，但同时我知道我的命运是颠连的。……我觉着茫茫人海没有一个爱我的，虽然我对那些多数的穷人们或有希望的人们怀着无限的同情。你称我为爱友，——这个，老实说，我有点怀疑，因为我觉着现在的世界中没有爱我的人。《蒋光慈、宋若瑜通信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7版，126～127页。
蒋光慈的“漂泊”与郁达夫的“零余”，可说是“五四”文人的两大历史特征，表现在文学里，就是梁实秋先生所不满的“浪漫的趋势”。这一种趋势，因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而似乎是暂时告终，文人们纷纷卷入政治，有的去重庆大后方抗战，有的到延安去“革命”，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新传统，并没有全然销毁，而是转变了方向，改换了口味，加上了新面具。研究中国的左翼文学，必须先把这个背景弄清楚。中外学人中，唯有已故的夏济安先生注意了到这种关联。T。 A。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五十年以后看“五四”，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人而论浪漫的上一代，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上一代留给这一代的“遗产”。这一代对于浪漫主义有何响应？这是一个大题目，有兴趣的人大可以此为题开一个讨论会。笔者在此仅能提供几点意见。
第一，上一代从西方传来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至今仍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浪漫气息，至今仍有其余绪，否则《茵梦湖》何以能在最近再版？《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美国大中学生从未听过的小说——何以能成为台湾地区的畅销书？大中学生初试写作或互通情书时，所用的辞藻、意象，甚至语调，何以令人不得不想到《志摩日记》？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哪一篇重要的白话文不是“五四”时期文人的作品？甚至最近台湾最负盛名的琼瑶女士，其小说何以如此受读者欢迎？（她的《窗外》、《几度夕阳红》、《烟雨蒙蒙》颇值得历史或社会学家研究。）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6）
也许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