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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繁荣。
曹操父子创制的音乐－－清商乐，自从西晋末的战乱以后，在中原已经失传了，但由西迁的移民带到河西走廊。到前秦灭张氏前凉，演奏清商乐的专门人才被蔡坚所得。刘裕北伐攻下长安后，将清商乐带回江南，所以中原又听不到清商乐了。
隋文帝灭陈后，清商东从江南回到中原。隋文帝第一次听到了这仰慕已久的音乐，称之为“华夏正音”。如果当年没有由移民传到河西，很可能就在中原消失，从此成为千古绝响。
至４３９年北魏灭北凉时，统治者已经深知文化和文人的价值，将在北凉的学者刘柄、索敞、阚烟、张湛、常爽、江强等征集至平城；其中的常爽就是从中原的河内迁去的第三代移民。自西晋末西迁的文明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并成为北方儒家文化的主要来源。以后随着北魏都城的迁移，洛阳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
南方的政权虽然也经历过几次内乱，统治中心建康、地区中心江陵以及长江三角洲一带遭到过较大的破坏，但大多数时间维持了和平安定，南方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南迁的文明延续到了陈朝的灭亡，并由隋朝和平地接收了。这样，重新统一的隋朝既吸收了自西晋以来经过不同途径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也继承了游牧民族汉化以后形成的北方文明。这种结果终于反映在灿烂辉煌的盛唐文明中，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能产生并保存到今天，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它正处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上，也处在东西方的交通干线上，富饶的绿洲所滋养的经济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莫高窟所在的敦煌长期处于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基本上避免了战争破坏。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晋末至北魏时期，在另一次大分裂时期，敦煌也得以逃避了中原的战祸的波及。从唐朝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归唐至１０５１年被灭于西夏，瓜、沙二州的地方政权独立存在了近二百年。正因为如此，这些笃信佛教的当地统治者所大力兴造的石窟才能够长盛不衰，并保存了下来。
我们不妨设想另一种结果：当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时，旧政权没有能保留抵抗的基地，地方势力也没有建立割据政权，游牧民族很快统一了整个中国。历史当然不会就此停止它的进程，但是可以肯定要倒退许多年。
征服者被征服
从统治游牧或半农半牧的有限人口到治理数量庞大的定居农民，从简单的聚议传令到复杂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从本民族的首领到以异族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君主，差距之大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实际上，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一般已经作了某些准备或调整。如从东汉初开始入居塞内的匈奴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一些贵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羯、氐族的首领都以汉人为参谋，实施适合汉人的政策。契丹人以掳掠的汉人为基础建立了农业基地，在国内对契丹、汉人实行不同的制度。蒙古大量任用投降的金、宋官员，出身辽朝宗室的耶律楚材受到重用，在调整蒙古的军政政策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新建的元朝能以中原的传统制度治理汉民。清人在入关前已经废除了大贝勒与国君并坐、八固山共治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仿明朝设立六部、大学士，定君臣之分。但是，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汉化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或民族联盟已经适应了统治汉人的需要，对少数投降或被掳掠的汉人的成功安置并不等于就能够驾驭众多的汉人，对小范围农业区的治理经验也不一定能运用于整个农业社会。因此，任何成为中原农业区新主人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都需要时间和实际经验，需要逐步地推进。
但是，缺乏文治传统的牧业民族是不会主动认识到这一点的。军事的胜利者不会放慢进军的步伐，丰富而巨大的战利品的诱惑更会煽起他们的热情。唯一能够遏制他们进攻势头的就是农业民族的抵抗，就是旧政权的局部存在和地方势力的害怕，它们的三次南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次展开的。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前后经过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由北魏在淮河以北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又过一百多年，才由北魏的继承者隋朝推进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最终完成了统一。辽朝（契丹）花了近三十年时间，牢固地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后失二州）一线及其以北地区。差不多二百年后，取代辽的金朝又推进到了黄河一线，以后又达到了淮河和秦岭一线。一百多年后，灭了金朝的蒙古（元朝）接着灭了南宋，这次推进才告结束。进展最快的清朝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１６１６年到１６４２年占据了东北地区和长城以北，至１６４４年进至黄河流域，次年又推进到长江流域，１６５９年平定西南，至１６８３年攻克台湾，最终消灭了明朝的残余势力。
这种阻遏作用的意义当然不仅是时间的延长，而是牧业民族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
首先，处于汉族人口汪洋大海中的牧业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来只能由少数统治者享受的农业区出产的物资，这时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原来只是传闻的汉族文明此时就在眼前，季节的迁移逐渐为定居所取代，简陋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比较舒适，不少昔日的平民成了汉人奴隶的主人。物质生活的改变必然导致精神生活的改变，在上层人物和第二、第三代中，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尚武习气逐渐被对儒家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崇尚替代，对牛羊牲畜的重视逐渐被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所替代，对草原的眷恋也已由对平原的依赖所替代了。
其次，害怕政权和旧政权死伤的存在使牧业民族既不能放松军事戒备，又无法退回草原，因为这就会丧失一切战利品，所以牧业民族由临时的、掳掠破坏性的袭击者变为定居的、经营治理型的统治者。出于这样的需要，他们大量任用汉族官吏和士人，采取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政策，变初期的竭泽而渔的毁灭性手段为下沉的赋税徭役制度。汉族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因此他们的反抗态度也随之转变，最终为效忠以至合流所取代。农民也因为封建秩序的重新建立而满足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梦想。
再次，境外的军事政治压力和境内人民的反抗，使新统治者认识到除了军事镇压和种族压迫之外还有更有效的统治方法，那就是接受儒家的天命观，把自己装扮成上天授权的真命天子，把依靠武力入主中原解释为符合天意的正常改朝换代。在这一前提下，可以承认前朝的合法性，承认前朝臣民对他们的抵抗是各为其主的忠诚行为，以换取这些臣民在认清“天命所归”的形势后对新朝的效忠。实际上，这一手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武力的征服，因为这使绝大多数前朝旧臣知识分子获得了接受现实所必须的体面解释和心理平衡。
最后，较长时期的分裂，使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不得不互相承认既成事实，建立起比较理性的敌国关系，或者以条约的形式确立实际上的对等地位，因此在多数时间能相安无事，维持边界的安宁和稳定，如南北朝之间、宋辽之间、宋金之间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最后统一时，胜利者对战败国的态度比入侵初期要文明得多。隋灭陈时，除了出于迷信的政治目的而彻底平毁了建康城之外，一般都是和平接管的，与当年匈奴攻入洛阳、长安时已大不相同。元灭南宋时对江南也是基本保全的，同蒙古骑兵杀入燕京、围攻开封和攻克蔡州（金朝最后的据点）时的做法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这种阻遏作用在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局部时期内加剧战争冲突，激化民族矛盾，增加人口和财产的损失。但如果没有这种阻遏，总的损失将更惨重，经济、文化、社会的倒退将更严重。
那么，会不会由于牧业民族迅速推进和彻底的胜利而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例如使中国农业区成为非农业社会，或使中国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以元灭金、南宋为例，当时两国的人口超过一亿，如果把两国旧地都变为牧地，是绝对无法养活这样庞大的人口的，除非毁灭其中的绝大部分。以清灭明为例，清朝在关外的基地内并没有先进的生产方式；相反，当时最有希望、最有条件产生资本主义的是江南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严重破坏只能推迟历史发展的进程。
清朝的推进和统一是三次南下中最快的一次，但却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例外。因为它除了得益于明朝的过于腐败和李自成的错误战略以外，也受到分裂因素的促进。和前两次推进所不同的是，以女真人为主干的满族虽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牧业、渔猎、采集成分，但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和定居人口，所以同汉族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远不如以往两次时大。在第一阶段的二十四年间，又通过招诱和掳掠集中了近百万人口，建立了一个以满、蒙古、汉为主的，拥有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多民族政权。由于这个地区性政权始终受到明朝的巨大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民族之间、产业之间的协调，制定出了对农业民族实行统治的一系列制度，为入主中原作了必要的准备。
尽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