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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而对边区或新开发区实施移民，迁移对象一般也都是底层贫民或罪犯，那部分素质较高的人口基本上都不会加入移民的行列。他们中的少数人会离开政治、经济中心，但大多是出于无奈，如外入当地方官、获罪降职或被流放、退休或辞官回乡、钻营无门、经营失败等。其中会迁入边远地区的就更少了，而且一有机会就要返回原地。
但在分裂发生时就大不一样了，这些人或为避战祸，或被掳掠，或追随主子，或投奔敌国，或为经营所需，会迁入原来未曾想去或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不仅增加了迁入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口素质，输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技艺、治理和管理经验。对一个新开发地区来说，人力资源固然重要，智力资源更加宝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已经粗具规模以后。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类地区获得高层次移民的机会很少，因此发展迟缓。
河西走廊本是匈奴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武帝从匈奴手中夺取时游牧民族西迁或内徙，几乎成了空地。汉朝设置郡县，迁入了数十万人口。来自内地的移民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加上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开发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区。但由于居民的来源大多是流民、罪犯和戌卒，知识水平很低，所以文化经济都很落后。到了西晋末年，一些官员眼看中原战祸已不可避免，陆续迁往河西走廊，如张轨主动谋求出任凉州刺史，一批中下级官员和文人也随张轨西迁。在西晋覆灭的过程中，关中投奔河西的人络绎不绝。在十六国期间，黄河中下游沦为战场，又有一批批难民避居河西，其中有不少中原著名学者。由于河西的地方政权周旋于南北冲突势力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的环境，加上大批知识分子的迁入，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学术活动也空前繁荣。一些著名的学者拥有上千门徒，讲学时听众数千，这在文化发达地区也是罕见的。
又如巴蜀地区，秦朝还是安置犯人和俘虏的地方，汉朝时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进步，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文学家和学者，但总的来说还是落后的，远不如关东，关中发达地区，所以这些人出了名就移居关中了。到了东汉末年，又有不少中原人避乱迁入，刘备入蜀也带去了大批文武人才。这些知识水平高的移民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其中一些人在西晋初又迁回中原，但当地的知识阶层已经形成。可以设想，在统一的政权中，在正常情况下，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是不可能迁往巴蜀地区的。
从供天下到供本国
统一王朝一般都注重于京畿地区和边防，对新开发地区缺少经济上的资助。而一旦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又取之唯恐不及，加上很重的赋税，使这些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了经济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由于赋税越来越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同步提高。而在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政权独立的情况下，原来被迫上交的巨额赋税就可能留在本地，用于进上步开发，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生活水平会有所提高。
长江三角洲经过孙吴、东晋和南朝数百年的经营，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还盛产绫罗绢布等丝麻织品，到唐朝初年已经成为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关东的赋税基本断绝，完全依赖来自江淮的岁入维持庞大的军费和日常开支，长江三角洲的三吴的赋税额竟占国用的一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既显示了三吴地区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反映了当地人民负担的沉重。
唐朝末年，地方军阀割据江南；以后又先后建立了吴、南唐、吴越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使江南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也逃避了中原的混战，基本维持了和平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免除了对中央政权的沉重财政负担，加上本地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所以原先只能无条件上交的巨额财物被用于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如吴越王钱缪修建了海塘、钱塘江石堤，疏浚了江中航道，造龙山、浙江二闸，又在自海滨到常熟、太仓、江阴、武进各地的河流湖泊上普遍建造堰闸，旱涝都能蓄泄。吴越统治者同时也大修宫殿，生活的奢华相当惊人，但却有那么多的钱和人力从事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一方面固然靠了对百姓的搜括，如当时对少交实物的百姓处置严厉，要按少交的数量拷打，但主要原因还是在经济上得到自主，免除了对中央政论的巨额上交的结果。这些水利设施使长江三角洲从此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稳定商品粮食基地，苏州和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北宋时已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中央集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即使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朝廷总揽一切的大权也没有能再恢复，各省督抚成了集军政财刑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加上列强势力的干预和扶植，地方势力进一步发展，有时甚至可以公然蔑视朝廷的权威。洋务、新政的项目能在某些省份较快地兴办起来，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设施如工厂、矿山、桥梁、铁路、学校等能较快地办成，正是地方政权享有较大自主权的结果。
华夏正音重返中原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明，很多已经消失得踪影全无了，或者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原因之一就是外来势力侵入时，这个文明社会没有能坚持足够的时间就被完全吞并了。如果外来势力是相对落后的、野蛮的，这一地区的历史就会倒退好多年。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牧业民族南下，每次都以北方民族的胜利和统一而告终。北方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初，一般都没有摆脱游牧习气，经济、文化水准较低，具有落后民族共同的破坏性。但是中国的文明却从来没有中断，不仅原有的文明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使入侵的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文化，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只要对这三次南下稍加分析，就可以为这种奇特的现象找到答案。
这三次南下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一次如果从西晋末刘渊称王算起，到隋文帝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前后长达２８５年。如果上溯到东汉后期北方各族的内徙，时间就更长。第二次如果从耶律阿保机建辽朝算起，到元灭南宋，更有３６３年的时间。其中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南宋最后一个据点陷落也用了７３年。最短的一次从努尔哈赤于１６１６年起兵反明至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平定台湾，也进行了６７年。在这些阶段，中国都处于分裂状态，或者南北对峙，或者同时存在几个政权，或者还存在着与新政权对抗的地方政权。正是这种分裂状态延续了传统的文明，为北方民族接受传统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和条件。
游牧民族由于长期形成的简单生活习惯和迁徙方式，对物质文明的要求非常单纯，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贫乏。加上在长期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复仇心理和杀掠破坏作风，在进入中原地区或农业区的初期，往往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对一些公共设施、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如宫殿、寺庙、古迹、城墙、关隘、桥梁、住宅等，往往会随意焚烧和毁坏。这除了出于军事目的之外，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定居的需要，还不习惯于农业民族统治者的享乐方式，以及不了解这些建筑物和设施人力物力代价。
对文物、艺术品、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或者因为不了解它们的价值而任意遗弃，或者在掠夺、运输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对学者、艺术家、管理人才、特殊技艺的工匠等人，或者因为他们依附于原有政权而予以杀戮、强制迁移或掠为奴隶。历史事实证明，游牧民族的初期占领区越大，占领的速度越快，造成的破坏一般也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权或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的割据支撑往往能起较大的保护作用。因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既了解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和物的价值，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恢复（尽管实际上很少能实现）也迫切需要这些人和物。对他们来说，游牧入侵者视同粪土的文物、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不仅是物质或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传统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最高权力的当然拥有者的象征。
东汉后期开始，羌、匈奴、鲜卑、氐、羯、丁零、卢水胡等民族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到西晋末年进入了轮番大规模迅速扩展的阶段。其中有的民族已经长期与汉族杂居，有的民族却是直接从游牧地区而来，政权的不断更迭更增加了动乱因素，中原地区的破坏极其严重。当时在中原之外的汉族政权，是由南渡的晋朝宗室贵族、文武官僚建立的东晋和由地方政权及西迁士人建立的张氏前凉政权。这两个政权都吸引了中原地区大量人口，包括大批文化水准高、有特殊技艺、富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才；也带走了不少有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和物资。在中原长期沦为屠场期间，为避乱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场所。河西的张氏政权周旋于中原和南方各对峙政权之间，保境安民，成为中原士人的乐土。此后的几个政权虽或由非汉族统治，大致也继承了前凉的政策，所以河西走廊成为人文荟萃之区，自四世纪初至五世纪前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繁荣。
曹操父子创制的音乐－－清商乐，自从西晋末的战乱以后，在中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