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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