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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了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乱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则相反，所以经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汉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外，其余无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也两度建立过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小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有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势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第四节 殊途同归
引言
在东亚大陆，华夏（汉）族的文化长期处于先进的地位，通过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途径的联系，华夏（汉）文化区不断扩大，给周边地区的民族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华夏（汉）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向周围扩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华。正如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样，现在的汉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种非汉族文化的结果。还有一些民族，尽管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同样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政权内，文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先进的文化很快会被国民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优势地位和专制统治的压力，会使其他民族的文化过早地萎缩以至消失，这种文化的统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过来看，文化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基础会产生比较一致的国民心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和国家、领土、民族毕竟是两回事，相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同一个国家里也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文化。
不能认为文化上的相同就应该合为一国，也不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承认其为同一个国家。
在中国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很大。一般说来当然是农业文化比较先进，牧业文化比较落后，但这并不等于农业文化可以取代牧业文化。事实上，尽管牧业民族比较落后，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无法接受农业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西汉初年汉朝的使臣与代表匈奴的汉朝降人中行说之间的一场辩论（今译）：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汉使：“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戌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原籍燕地，曾为汉朝宦官，对汉朝从边疆到朝廷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投降匈奴后又极力为单于效劳，所以熟知双方情况。他的辩词虽不无强词夺理之嫌，却揭示了站在汉族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适应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
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远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就更不适应匈奴的条件。相比这下，汉使的言论就显得昧于事理，外强中干，其根本原因是出于汉文化的优越感，却根本不了解“冠带之饰，阙庭之礼”是不能施行于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的，对匈奴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更不会引起他们的顶礼膜拜。
其实中行说内心是完全知道匈奴文化的弱点的。匈奴人也要追求物质享受，汉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就向单于建议，将来自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用；得到的汉地食物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以防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
各取所需
实际上匈奴并不拒绝汉族文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如中行说教单于左右人员统计人口牲畜的方法，或许还包括文字记录。匈奴经常大量掳掠汉人，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劳动力，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农耕、凿井、筑城、炼铁。匈奴后期虽仍以游牧为主，但已有了一定的农耕和定居成分，这正是受汉人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
而汉族的统治者虽然总是以最高文明的拥有者自居，鄙视一切异族，但在物质文明面前却不会踌躇。自从赵武灵王采用胡人的短衣作为军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