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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听后沉默许久才说：“此道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追问此话怎讲，赵普说：“北汉壤地偏小，却是我朝西北天然屏障。如果一举将其攻占，便是自毁边防，自我暴露于契丹面前，使我朝腹背受敌。如是，何不姑且容其苟安，待削平江南诸国再挥师扫北。难道还怕北汉那块小小弹丸之地，到时插翅逃遁不成？”
赵匡胤笑着说：“朕意正是如此。适才所言无非试探卿意罢了。”这样，君臣便在轻松的交谈中，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大计。
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赵匡胤从北宋建隆三年（公元９６２年）开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他首先以“假道”出师平定湖南军乱为由，选择国势衰微、辖境只有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三州的荆南突破口，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道都部署，以宣微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于北宋乾德元年（公元９６３年）一举攻克，旗开得胜。夺取长江中游位居要冲的荆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江南，既割断了南唐与后蜀两个大国之间的联系，又为下一步南征开辟了一条通路。
其后经过比较，赵匡胤由于截获后蜀联络北汉共同对抗北宋的“蜡丸帛书”、找到“用师有名”的借口，选定财物充裕、政治昏暗的后蜀，作为第二个进军目标，于９６４年（北宋乾德二年）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州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协助，率步骑兵三万自凤州（治今陕西省凤县）南下，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披荆斩棘，克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破剑门、（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小剑山关隘）、收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市）、逼成都府（今四川省成都市）；命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协助，率步骑兵二万自归州（治今湖北省巴东县）溯长江西去，经巫峡、瞿塘峡，下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万州（治今重庆市万州市）、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渡嘉陵江包抄成都府；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天府”之国。
在成都被围期间，后蜀末帝孟昶鉴于灭顶之灾临头，近臣纷劝其族降宋。孟昶扼腕兴叹：“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耶！”遂命宰相李昊草拟降表。说来也巧。在此３９年前，当后唐兴兵灭前蜀时，替末代君主王衍草拟降表的就是时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李昊。蜀中人士对其卑躬折节的行径极度鄙视，乘更深夜静在他家的门楣上书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人大字。
按照赵匡胤统一天下的日程表，再往下该攻取南唐、吴越和南汉了。但拿谁先开刀，赵匡胤一时还犹豫不决。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南汉末帝刘跳了出来，竟然不自量力，试图虎口拔牙，从而为赵匡胤先征南汉制造了口实。
北宋开宝三年（公元９７０年）秋天，南汉发兵进犯业已归入北宋版图的原楚地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北宋道州刺史王继勋一面闭城勇猛抵抗，一面飞骑急奏京师，指控刘数出寇边，请求朝廷出兵征伐。
在此前的四年，北宋收复为南汉占领的郴州（治彬县、今湖南彬县），俘虏了南汉的宫廷内侍余延业。赵匡胤从他的口中得知，刘昏庸暴虐，荒淫无度，整日与名为“媚猪”的波斯籍宠妃鬼混，政事由宦官龚澄枢、李托、薛崇誉和女官卢琼仙、女巫樊胡等操持。宫城左右建离宫数十，蓄养宫女无数，刘日以继夜宴饮游乐。为取得“媚猪”等人欢心，宫殿用珍珠、玳瑁装饰。与此同时，又置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极其残忍地虐待囚犯，甚至强迫囚犯与虎象角斗，白白丧命。刘的倒行逆施，为北宋平南汉留下了把柄。赵匡胤为此发誓：“吾当救此一方之民。”紖紛矠
然而，赵匡胤虑及北宋与南汉相距遥远，马上发兵进剿尚有困难，于是决定先“礼”后兵，诏令李煜致书刘，要他现身说法，规劝刘对宋罢兵称臣，并交还其父刘晟当年乘楚内乱袭取的桂州（治临桂，今广西桂林）、郴州、贺州（治临贺，今广西贺县）等地。紖紜矠
李煜接到赵匡胤的御旨，左右为难，他深知南唐、南汉唇齿相依，存亡与共，不忍南汉为赵匡胤的刀兵所灭，又惧于北宋隔江以重兵威胁，南唐随时都会大难临头。思前想后，只好传令近臣共商遣使致书刘之事，最后议定了先公后私的行动方案。第一步，责成善于属文的知制诰潘佑执笔，修一封加盖南唐御玺的国书，提醒南汉君臣深思慎行，尽早化干戈为玉帛，以免引火烧身。然后派特使送达。不想李煜的逆耳忠告，遭到刘拒绝，特使无功而返。
第四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13）
第二步，李煜为了落实赵匡胤的意图，又同近臣谋划，决定以朋友的名义再给刘写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私人信函，初稿仍由潘佑起草。潘佑不愧为文思敏捷、梦笔生花的江南才子，提前写就了这封苦苦劝说刘向赵匡胤俯首称臣、割地通好的长信：
煜与足下叨累世之睦，继祖考之盟，情若弟兄，义敦交契，忧戚之患，曷尝不同。每思会面而论此怀，抵掌而谈此事，交议其所短，各陈其所长，使中心释然，利害不惑，而相去万里，斯愿莫伸。凡于事机不得款会，屡达诚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视之，谓书檄一时之仪，近国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泛滥而观之，使忠告确论如水投石，若此则又何必事虚词而劳往复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则复遣人使罄申鄙怀，又虑行人失辞，不尽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也。足下诚听其言如交友谏争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昨以大朝南伐，图复楚疆，交兵已来，遂成衅隙。详观事势，深切忧怀，冀息大朝之兵，求契亲仁之愿，引领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贡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则何苦而伐之；若欲兴戎而争我，则以必取为度矣。”见今点阅大众，仍以上秋为期，令敝邑以书复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贡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
观夫古之用武者，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父母宗庙之仇，此必战也；彼此乌合，民无定心，存亡之机以战为命，此必战也；敌人有进，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无路，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此必战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怀进取之机，此必战也。今足下与大朝非有父母宗庙之仇也，非同乌合存亡之际也，既殊进退不舍、奋不顾命也，又异乘机进取之时也。无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将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许以通好，又拒而不从，有国家、利社稷者当若是乎？
夫称帝称王，角立杰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虚消息、取与翕张，屈伸万端，在我而已，何必胶柱而用壮，轻祸而争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抚百越之众，北距五岭，南负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泽，众数十万，表里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负也。然违天不祥，好战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争。恭以大朝师武臣力，实谓天赞也。登太行而伐上党，士无难色；绝剑阁而举庸蜀，役不淹时。是知大朝之力难测也，万里之境难保也。十战而九胜，亦一败可忧；六奇而五中，则一失何补！
况人自以我国险，家自以我兵强，盖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经其成而未经其败也。何则？国莫险于剑阁，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沧海可涉也，及风涛骤兴，奔舟失驭，与夫坐思之时盖有殊矣。是以智者虑于未萌，机者重其先见，图难于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日计祸不及，虑福过之。良以福者人之所乐，心乐之，故其望也过；祸者人之所恶，心恶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于慊望，祸多出于不期。
又或虑有矜功好名之臣，献尊主强国之议者，必曰：“慎无和也。五岭之险，山高水深，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垒清野而绝其运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进无所得，退无所归。”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长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长，就其所短，虽有百万之众，无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战而胜，则霸业可成，战而不胜，则泛巨舟而浮沧海，终不为人下。”此大约皆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坐而论之也则易，行之如意也则难。
何则？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习险阻之民，不动中国之兵，精卒已逾于十万矣。况足下与大朝封疆接畛，水陆同途，殆鸡犬之相闻，岂马牛之不及？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岂可俱绝其运粮，尽保其城壁？若诸险悉固，诚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则长堤虚设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众，自泉州泛海以趣国都，则不数日至城下矣。当其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怀进退者步步生心，顾妻子者滔滔皆是。变故难测，须臾万端，非惟暂乖始图，实恐有误壮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沧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战伐之常事，兵家之预谋，虽胜负未知，成败相半。苟不得已而为也，固断在不疑；若无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远古之例不能备谈，本朝当杨氏之建吴也，亦入贡庄宗。恭自烈祖开基，中原多故，事之大礼，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几成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