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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ｘｉǎｎ）、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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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袁崇焕
袁崇焕为官的十余年，就像一幕大剧，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元素：监军、红夷大炮、孤城抗敌、尚方宝剑、擅杀、勤王、反间、见驾被擒、下狱、磔死（磔，ｚｈé，指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奇冤。一个人完不成一幕大剧，在主角袁崇焕身边，崇祯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毛文龙、满桂、祖大寿、钱龙锡等人纷纷配合出场，而演出的背景则是后金与明廷之间的交战以及明末党争。
无疑，这是一幕大悲剧，以袁崇焕被磔死结尾，伴随着明廷东北防务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剧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没有得到过同情。据说，崇祯十四年（1641）时有一个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焕之冤，朝廷有赐葬之举。但是，此事很少为人所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考证，南明弘光帝、永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焕之意。永历帝还追谥袁崇焕为“襄愍”。不过，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响不大。直到清朝编修《明史》，编修者检阅《清太宗实录》，才发现袁崇焕被冤杀的背后，竟有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谕旨说：“我昨天批阅《明史》，发现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然是与我朝为敌，但却能忠于所事。那时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让他尽其忠诚，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悯恻。”随后，乾隆皇帝命广东巡抚查寻袁崇焕后裔，加以抚恤。至此，袁崇焕的冤屈才渐渐为人所知。民国初年，北京建袁督师庙，庙内正中塑袁崇焕石刻像，石刻像上悬袁崇焕手迹“听雨”一额。梁启超先生首开袁崇焕研究之学，称袁崇焕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模范”。此后，袁崇焕的形象渐趋伟大。今天，对袁崇焕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袁崇焕的籍贯、后裔、军事业绩、议和、杀毛文龙、诗文、文物故迹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袁崇焕的认识。
历史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及旷世奇冤背后，也有其性格的因素。从一介书生，迅速崛起为边疆重臣，说明袁崇焕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在一个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样是需要防范的。所以，当明末政治盛行虚矫爱国之气，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焕不会通敌时，袁崇焕就必死无疑。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书生做监军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员。从七品的地方官，升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负责军事的兵部任职，袁崇焕自然欣喜。不久，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失陷。群臣讨论是否要退守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袁崇焕便单枪匹马跑到山海关，勘探了几天形势。在京群臣还都说袁主事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袁崇焕却已从山海关回来。这次远行，使袁崇焕对于山海关的形势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足够担当守关之任。”相较袖手空谈的一帮文臣，袁崇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魄和胆量，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他的军事才能逐渐为廷臣们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为佥事，监关外军。不久，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出关，充当驻守在广宁中前所（山海关东北面三十五里处）的参将周守廉的监军。
充当关外明军的监军，袁崇焕的军事生涯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他有几件事情是应当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艰险的胆量；二是他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略眼光；三是他果于用法的性格。当时，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去广宁前屯卫负责安置流离失所的辽人。广宁前屯卫在广宁中前所东北面，距山海关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其间荆棘丛生，虎豹出没。袁崇焕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夜出发，凌晨入城，驻防将士们“莫不壮其胆”，深为佩服。王在晋对袁崇焕也是更为倚重，将他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却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与王在晋有分歧，对王的命令也不尽遵行。当时，负责东北防务的军事领导是经略王在晋、蓟督王象乾。王象乾的想法是，安抚蒙古，以捍东陲。王在晋的想法则是，专守山海关，而守山海关的措施，是在山海关东北面不远的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池，派四万人防守，作为山海关的屏障。面对王在晋这种一味收缩防守的策略，力图在辽东战事中有所作为的袁崇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写报告给首辅叶向高说，王在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弃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北）的十几万难民于不顾。他要求朝廷在宁远设防，进可以据锦州，作为十三山难民之声援，退可以据守宁远城。朝廷对此犹豫不决，遂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关，解决此事。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即命王象乾派兵援助十三山难民，而王象乾认为山海关守军新败之后，无力再战，只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晋也坐视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余万难民仅有六千人脱逃归来。
经过此事之后，孙承宗逐渐倚重袁崇焕，而驳回了王在晋在八里铺修建城池的建议。后来，清史专家萧一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