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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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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杨天石：《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
（3）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47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严嵩
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严嵩这个人的形象，先后截然不同：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ｑｉáｎ）山，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借隐居养名望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
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ｊī）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从礼议得恩宠（1）
严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世宗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
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
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撰青词做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