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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放自產蜂蜜的那家絕好「沙龍」談電影了。那時坐在樹影圍繞的桌旁，喝著蜂蜜柳丁汁，受拂著山村的暑風，那是多 的「本土」情伲鞘瞧摺鹉甏覀兺耆珱＇有那份念頭，我們只在聊電影、音樂那些純然抽離出來的可資迷幻、可資逃避的枺鳌！�
有時下了課，我們也會在馬路上逛，一段一段的走下去。不時會發現最後的徘徊點總是中山北路。或許那時的中山北路其街勢比較端整有氣派，其樹影店面比較具模樣。走走人行道，也走走騎樓。常常是我們三個同學，余為彥、向子龍、我。有時半夜了還洠в谢丶业哪铑^，那時剛開始有 24 小時餐館，最後，我們進了一家「安樂園」的廣枺嫴璨铇恰４蠹s是凌晨 1、2 點，極大的餐廳中，遠遠的只坐了一個人。我們點了最便宜的枺鳎痪茫覀儼l現那個唯一的客人，是野馬合唱團的 Johnny 詹，詹秀雄。再坐了一下，委實無聊，便過去打招呼，他竟客氣邀我們同坐。原來他 3 點要去華視錄影，所以先在此吃點消夜。接著聊了起來，聊的又是音樂、電影。愈談愈進入情況、喋喋不休，直到 1 小時後 Johnny 離開。那些半夜的服務人員，看著原本兩桌的陌生客人，後來聚成一桌講個洠辏瑫r間是半夜 3 點，台北市真的到處是瘋子！
或許那時我們所有的快樂，全不是這個都市或這個國家已在供應之事物。這造成我們要漸漸進入地下，要去自行探覓，好像非不那樣就不爽似的。在找唱片上，向子龍可以去晴光市場，甚至基隆、或上揚，為了找到 Tim Buckley 的 Happy，我曾 Sad。在找書上，在舊書攤找三○年代文學早就不是新聞，我曾去到中研院找一位陳三井先生向他買過期的《歐洲雜誌》，去到政大找一位尉天驄先生有意買過期《筆匯》。而這位尉先生，那時應算中年了人吧，竟然穿馬靴。即使在台大校園逛書展，也會一眼瞄到那本學生自印的《中國文學研究》。
英文的電影書，那時中山北路的西書店居然會翻印《Four Screenplays of Ingmar Bergman》以及一本叫《Behind the Screen》的書。
有一次在美國學校旁的一家西書舊書店逛，找到一兩本《Film Quarterly》雜誌，很是難得。老闆看我找電影書，就問：「有一個李道明你認識不認識？」
1972、1973 年間，余為彥認識的一個女孩子說美國學校某個晚上有部布紐爾的電影。於是我們立刻在小圈圈中互相通知。結果到了士林美國學校門口，黑暗中站了一票人，張毅、邱銘铡堃义贰⑼醮蟆※i、王俠軍等，來了一缸子。試想，布紐爾耶，是台灣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世界一流大師耶，怎 能不迢迢前往？結果是在一間像小閱樱抑惖牡胤椒牛坪醮蟛糠质俏覀兊娜耍H黑白，片名是「The Young and the Damned」，1950 年在墨西哥拍成。故事講的是一群撸帎荷僖徊讲桨岩粋�瞎子終於整死的經過。那時我們已看過他在台公映過的「青樓怨婦」，自然更想一窺他的昔年名作。
這種找出昔年舊片之舉，使得林賽．安德森導演的「超級的男性」（This Sporting Life）、維斯康堤的「戰國佳人」（Senso）等片都一時之間出了土。這也造成像柏格曼的「處女之泉」、安枺釆W尼的「慾海含羞花」等片相繼被人訪獲，一步步帶動了往後幾年的「試片間文化」。後來索性連一些不可能上片的商業冷門電影，也只好以試片間作為與台北一小撮電影分子相見的機會，像馬丁．史柯西西的「最後華爾滋」、勞勃．阿圖曼的「迹S維爾」、史蘭辛傑的「蝗蟲之日」、Dalton Trumbo 的「Johnny Got His Gun」以及喬治．盧卡斯的「American Graffiti」等是。那時（約 1976、1977 年）常在試片室出洠У模袆⑸瓐颉ⅫS建業、李幼新、王墨林、李明宗等人。馮光遠、鄭在枺菚r也是台映常客，只是我們洠в型瑘雠錾稀Ｓ幸粋�人，個子高高的，也偶爾來看，從他沉默的樣子透出的一股氣氛猜度，他應該是某一類同行。這個人叫金士傑，果然他是個表演者，有一種演員對旁觀者怎 看他的自覺。那時他還洠m陵劇坊，還在耕莘劇團中。還有一個人，是個老頭子，他竟然常跑來看試片。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會有這樣一個常客。他之讓我印象深刻，是買了一本 1977 年的《生活筆記》（我拿去試片室兜售的），並
對我所寫「人名索引」中 Buster Keaton 的譯名有意見，他說大陸上以前是用巴士開敦，而不是巴斯特基頓。其實他所說的，我早知道，只是不想把瑪琳妮狄崔希譯成瑪琳黛德麗罷了。而他這幾句話，透露出他對藝術片──或者說好電影──在七○年代坊間的不足是或許微有憾意的。當然我洠Ш退嗾劊羰钦勆狭耍芸赡芩麜言诖箨懮衔裟昕催^的「一江春水向枺鳌埂⑹病O瑜、費穆的向你傾洩過來也說不定。要知道這種見過名山大川，有識之士的老必昂在那個時代是很多的。
台映之類的試片室，湧進了各處來的電影青年，久而久之，我們不禁要想，這是什 一個都市？這的確是一個什 也洠в械牡胤健ｌ妒牵�滿有一點過癮的味道，也就是說，你好像活在一部科幻影片的場景裡，你洠病∈潞米觯缓贸楦銦煛＞瓦@ 著。
既然那是一個渴望在夾縫中獲得難能之物而興奮的半地下之浮矚q月，故而看電影我們連美軍顧問團也不放過，余為彥和我看過十三航空隊（基隆路，現在的舟山路）裡的「移民」（The Emigrants），瑞典片，Jan Troell 所導的。是邊坐在西餐桌上吃 Pizza 邊看往銀幕的那種。至於到天母團區看「Next Stop；Greenwich Village」，到中山北路團區看「計程車司機」、「教父第二集」等種種活動，也暗示了一項危機，便是對美國事態過多傾注。譬似「美國」成了另一項台北一無所有、設施醜惡下所抽析出來的趣樂玩意。
但即使如此，整個七○年代，由於又聽搖滾樂又看電影，弄到自然而然被迫使對「美國」這樣枺骱懿荒吧＜慈缑佬绿幍膱D書、耕莘文教院的英文藏書，我們也常去借閱（因為有些合乎我們的「秘笈」意識）。至於「美國」這樣枺骶烤故莻�什 枺鳎摺鹉甏乙稽c也洠脒^，直到八○年代後期我在美國，那時我想我才知道。
七○年代我們對於相關的游藝消息，奇怪，是異常臁ǖ摹Ｌù箝T口新開的唱片行一張翻版唱片只要 8 塊 5 毛，我們很快就會受到益。郊外小戲院上映波蘭導演 Jerzy Skolimowsky的「浴池冤魂」（Deep End），我們會知道。所以 1972 年初冬，政大的電影社團邀請導演徐進良去演講，那天晚上我們幾個也出現在那裡。結果現場並洠в蟹庞衬遣坑忻摹复蠹胖畡Α埂６襟w提說「大」片得威尼斯影展獎項云云，也總是語焉不詳。許多年後，我們碰過不少批喜好電影的人，談問之下，洠в腥丝催^這部名片。當晚主持活動的，有兩個人，一個叫衛民；另一個則個子不高，神情嚴肅，衣著甚而更顯嚴謹，戴著很有品味的鏡框眼鏡，兩眼睜得很是專注，讓人約可看出這年輕人對人生的規畫必然很具定奪。原來這人是香港僑生，叫羅維明。
政大、美國學校，這些都是近的，1973 年青年節前後，我們還去了一趟遠的，到台中中興大學看旅美女導演唐書璇拍「奔」（十多年後上片改叫「再見中國」）。唐書璇以「董夫人」一片讓我們得知其名，如同以「大寂之劍」的徐進良一樣。七○年代這種事情很有一些，也頗讓人帶勁。有時想想，那個年代之有趣，必須自然有很多的浮躁才成。
總的來說，七○年代是相當好的看電影年代，除了前面提的那 多地點，尚有美新處林肯中心（看得到奧遜？威爾斯的「偉哉安伯生家族」），尚有中央日報旁的德國文化中心（看得到荷索的「生命的訊息」、「天譴」）。
甚至到七○年代末期，臺灣竟有了一所「電影圖書館」，這真的不簡單，有不少好片子得以在此放映，雖然你看到精彩處不能「雀躍」，否則會撞到天花板。八○年代以後，不僅很多去處再也不存在，並且要看較特殊的片子必須委屈看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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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台北學子，六○年代習自課堂上、伴隨著民族情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握別」（長亭外、古道邊……）、「玫瑰三願」，甚至在電視上聽到抗戰記錄片時配樂所用上的「長城郑共唤麩釡I盈眶的這類曲子，到七○年代似乎不宜再現身，至少七○年代對這些端莊曲眨麃碇v，委實是太輕薄了。事實上，我們在六○年代底已做好了俗化的準備，先從「學生之音」這種西洋熱門歌曲開始。及至七○年代，我們這一群時代的孩子不約而同會對事態去有意區別，也於是會有意告別七○年代 Bobby Goldsboro 的濫情（像 Andy Williams 更是不屑去提了），而追求 The Grateful Dead 式的病態。是離開 Brothers Four 的乾淨無趣而設法貼近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的那種鬍子上還沾著蕃茄醬帶點骯髒卻極盡酣暢的放肆。幾乎人人夢想會彈一手好吉他。而吉他不是用來彈藝術歌曲，是用來彈 Stairway to Heaven。同學姜家龍是如此，他用的方式，是一遍又一遍的放唱片。有時候一次可以連放 40 多遍，終於用土法摸出每一個琴音。而七○年代真是太多人如此，關在房間裡反覆的聽自己偏愛的歌，就這 樣，用想像力來同搖滾音樂交談。而每一次的交談可以不同，多半時候你未必找得到字句，但你仍
M可以描述它，或是意象它。用什 ，用感覺。不錯，七○年代是感覺的電光石火的年代，它隨時在激爆、隨時在流閃，是感覺高昂至極的年代。那時依然還不是語言的時代，可能民國以來一直到今天都還未必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