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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月见云开”的当然不止广厦，这是整个中国地产界共同的巨大“利好”。如果没有这次政策调整，整个中国市场上可能因此而留下一大批问题工程，同时也顺带给本来就非常严重的中国金融问题再添一笔巨大的坏账。其实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利好”并不只属于地产商，也属于中国经济列车上循环着的众多链条。
国内很多媒体都把这次土地政策调整，看作是中国地产商影响中央政策的一个案例。如果这种市场经济本就应该有的灵活互动真的存在，当然是一个可喜的新趋势。这不但说明中国企业界具备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央决策，越来越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的弹性性格。
民营力量改变中国的可能，真的值得期待！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8节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北京是一个浓缩了时间和历史的地方，所以有历史感的人到了北京自然是诗兴勃发的。1954年夏天，“进京赶考”还没有多久的毛泽东就写下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在进入新的千年后，这个旷世名篇读来仍然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1999年，民营经济向来领先全国的浙江省有一件新鲜事。这年评选出来的浙江省劳动模范中，民营企业家有12位。这个数字在百多人的队伍中不算多，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一个风向标。
1999年，不断让世界惊诧地发出尖叫的中国有两件新鲜事。
第一件事就是曾经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预言“香港已死”的美国《财富》杂志，将这一年的“《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放在中国内地的土地上召开。会议地点就放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直辖市——上海。这个动作可以看作《财富》杂志第一次修正自己对香港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因为它的编辑们在1997年7月以前不相信回归后的香港可以“舞照跳，马照跑”。两年之后的2001年，《财富》第二次修正自己对香港的看法，把2001年的“《财富》全球论坛”放在香港。这些都是相关的后话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不仅把整个中国都当成乡下，而且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视为“小家碧玉”。它曾经是中国财富最集中，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影响力和魅力的城市，同时也被认为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美国学者罗兹·墨非就写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可惜历史在不经意间拐了一个弯，绕过了黄浦江而一路南下，直到珠江口西面的一个小岛才收住了脚步——真正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是香港而不是墨非所认为的上海。罗兹·墨非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其实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修改的看法，至少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就是英国小子胡润第一次弄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个榜只有50人，楼忠福也被排到榜上。
虽然楼忠福和所有上榜的富豪一样，并没有把这个榜看成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更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荣誉，但这个榜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不但给中国民间话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更把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整体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到后来，中国内地的媒体也不服气了——你一个英国小子能搞，我们也能搞吧，于是各种名目的富豪榜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笼★。
1999年之后，楼忠福这个名字便与“中国富豪”联系在一起。关于楼忠福和广厦的报道，从此也开始带上了一个“福布斯富豪”的标签。
2000年5月1日前，楼忠福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荣誉，在民间话语越来越活跃的中国，虽然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已经远不如新鲜出炉又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是这个荣誉的分量却绝对不轻。
楼忠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
这项重大的国家荣誉，过去历来是颁给陈永贵这样能够开山劈石的农民和王进喜这样“能让地球抖三抖”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现在却颁给了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楼忠福，而且还是一个刚刚上了榜的“福布斯富豪”。
这可真是“往事越千年”——跨进新千年的中国，确实是迅速地变了。就像《交锋》和《变化》的作者凌志军所说的，“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
楼忠福和广厦集团对这个荣誉都非常看重，广厦集团的职工为此大肆庆祝了一番。庆祝晚会上，楼忠福和广厦的职工在欢乐中嬉闹成一片，喜欢“搞搞新意思”的职工还拿着香槟酒互相喷射，用花瓣打仗。场面之轻松和欢乐，就像开生日晚会一样，完全不同于过去“劳动模范”宣传片中那种刻板、沉重和不自然的气氛。
不过，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中国，福布斯富豪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新闻，很快就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同样新鲜的事情正日渐多了起来。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举行的时候，有三位“福布斯富豪”成了十六大的党代表，而十六大党代表当中的民营企业家一共有五位。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现象，被嗅觉灵敏的媒体戏称为“董事长做客中南海”。其实个别民营企业家确实是应邀去了中南海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想预先听听他们对十六大报告初稿的意见。
楼忠福没有成为十六大的党代表，不过他与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当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宣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楼忠福放下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办公室里收看。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正襟危坐地盯着电视听报告。
看完报告之后，兴奋的楼忠福立即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广厦集团党委书记卢志信的，楼忠福跟他沟通对报告的看法和安排职工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事情。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朋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楼忠福邀请他尽早来广厦给职工作关于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形势的演讲。像李连仲这样的学界朋友，楼忠福在事业做大之后交了不少，楼忠福后期的不少商业决策往往都有学界朋友的启发。
中共十六大不但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又一个春天，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洋洋二万八千言的十六大报告，其中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反复斟酌，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下面一段：
“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
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字正腔圆”了。
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
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