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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全力保住总统。这对于尼克松以及其他的人，都是上策。因为对于总统身边的人，既然逃不掉要坐牢的话，只有把尼克松依然留在总统的位置上，才可能在将来运用总统的大赦权力解救他们。
大赦权力确实是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个特权。尼克松却想在关键时刻把它当作武器使用。尼克松们当然不用猜就知道，迪恩把他们当筹码，就是为了换取豁免起诉。一旦换到豁免，再怎么身败名裂，总比待在牢里强。可是，他们又深一步往下想，如果断了这家伙的这个念头呢？
如果迪恩豁免不成，他不是也得坐牢，也要指望总统的大赦了吗？这不也是一个交易吗？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迪恩对总统手下留情，别的都没用，唯一的办法是断了他对“豁免”的想头，逼他往牢里想，逼他把尼克松当作自己往后打开监狱的一把钥匙，紧紧含在嘴里。
于是，尼克松总统又在电视里又发布了一条声明。其中有一条就是，由于调查的发展，在行政部门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一方面尼克松在全国民众面前卖了一趟乖，摆出对自己掌管的行政系统官员绝不偏袒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履行了他们的计划，企图断了迪恩的“豁免”幻想。
那是四月中旬，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的第三个月。整个美国还是相当平静，尽管报纸上逐步在一点点推出“水门事件”的审理调查新进展，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为“水门事件”，只是一个过去了的“竞选小插曲”。对于报上逐步出现的有关白宫有人参与此案的消息报导，在白宫和尼克松的矢口否认下，大家也显得将信将疑。
你可以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凭新闻界的能力，在一天两天就能够挖掘到的。因此，美国公众此时还基本上是远远地站在外围，静候发展。但是新闻界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温度正在逐步升高。有关报导已经从登载在报纸的第十几版，逐步上升到了第一版。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另外一个案子。你还记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里头那个叫艾尔斯博格的“泄密者”吗？尼克松曾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专门组织“管子工”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调查。结果，这些非法调查没有查出什么了不起的案情，也没有能协助尼克松达到加害于他的目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这些违法行动，日后反而帮了艾尔斯博格的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迪恩交代出“管子工”的活动情况时，艾尔斯博格的案子还没有判决。迪恩谈到的情况，凡是涉及艾尔斯博格一案的，按照法律规定都必须交给该案的法官。有关“管子工”的这些材料，在艾尔斯博格的法庭上又引起轰动效应。使被告律师的辩护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这些材料的转交是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明知这将对艾尔斯博格大为有利，而对自己绝对不利，他也只能如此。尼克松没有这个权力和胆量公然扣留这些材料。
正是因为“管子工”的这些材料，证明了作为原告的政府行政部门，有陷害和迫害被告艾尔斯博格的动机和行为。据此，法官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宣布该案中止受理。本来几乎是“罪证确凿”的艾尔斯博格，反而轻松回家了！原来想狠狠整一下艾尔斯博格的尼克松，反而帮了他的大忙，因为法律禁止政府迫害平民。
这时，尼克松才知道，连“管子工”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管子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尼克松的真正心腹海尔德曼和厄理其曼，立刻被迫辞职。
尼克松们最不愿意发生的局面无可阻挡地如期发生。调查“水门事件”的司法程序和国会听证几乎将在同时展开。国会听证会完全公开，由电视向全国作实况转播。
先看司法这一头。由于当任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的辞职，由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涉案成为被告，政府行政分支下的司法部显然叫人信不过。因此，参院一致投票决议，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是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任命的。他挑选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出任这一职位。
这名叫做考克斯的独立检察官一上任，就在“独立”二字上做足文章。他从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手里要来了完全独立调查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当然知道，想要调查起诉和自己同一行政系统的“上司的上司”，关键就是先挣脱这些人的控制和纠缠。否则，还要他这个“独立检察官”干什么呢？
考克斯“独立”地招兵买马，组织了他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尚有一个不短的调查过程，这样，参院听证会的程序就走到了前面。
在参院的听证会开始之前，也有一番周折。起因还是关键证人迪恩的“豁免交易问题”。你也许会奇怪，参院是国会，又不是法院，他和参院能有什么交易可做呢？
实际上，这一类的国会听证会，为了换取证人的证词，也有和司法系统类似的“坦白从宽”的交易。可是，参院手里又没有司法权，它拿什么去换证词呢？它有一个“转移豁免权”，或者说“使用豁免权”。
就是说，它可以给出一个不完全的“豁免”，这个“豁免”并不是越权占用司法权力，豁免证人受司法起诉。而是对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切“豁免起诉”。就是不论证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什么，司法系统不能仅仅依据这些内容就对证人起诉。
说白了，就是国会同意给证人创造一个暂时的“司法耳聋”环境。在国会听证会上，不论你说什么，司法部门的人全都只能暂时成为“聋子”，听不见。既然他们听不见，当然也就不可能起诉你，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也就是说，司法如果要以这些内容起诉他的话，必须想办法在司法系统作证时让他再重复一遍，否则就只能由他去了。
当然，在国会参院调查委员会里，也有一些共和党的想帮尼克松忙的人，他们也不想看到迪恩在电视里对尼克松毫无顾忌乱咬一气的局面。但是在投票时，他们占了少数。投票结果迪恩还是得到了“转移豁免权”。
1973年5月17日，国会听证会终于开始了。尽管在电视里，参议员们已经事先警告全国的观众，所有证人的证词现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词，还不是经过验证无可置疑的铁证，也就是说，证人尽管宣了誓，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伪证。但是，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两个星期的证词还是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麦克考尔德谈到了李迪用来闯入“水门”的钱，居然是从前司法部长米切尔那里来的，而且是在非法动用竞选经费。甚至还交代了他曾经得到过将来被宽免的承诺。在美国，谁都知道，宽免罪犯的大赦权只有总统才有。所以，如果此证言不虚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连总统也有份了。
接下来，是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麦格鲁德，他的地位与带着古巴人闯入 “水门”的麦克考尔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的证词所涉及的层次也自然高得多。他除了小心翼翼地避开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一两个人，其他涉案的人几乎已经全部囊括了。
尼克松在公众面前已经装了近一年的无辜，这一次，再也装不下去了。他第一次在电视台向公众承认，他知道有白宫办公室的窃听，知道有“管子工”这么回事，也知道有白宫私自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密者的计划。但是，尼克松坚持这些行动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因此他想否定这些行动的违法性。
问题是，美国不是由总统说了算的。美国人从来就只认宪法的账，而宪法的解释权偏偏与总统无关，宪法的解释权是在最高法院手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司法复审”。在政府的权利结构中，就个人的权利而言，美国总统的权利大概是最大的了。如果再把宪法解释权这一开关也交到他的手里。整个“收银机”就可能不起作用了。
我在以前已经讲过了司法复审权的来由。你也可以看到，尽管这个制动开关的具体设计是由马歇尔大法官完成的，但是，它依然是美国建国者们在政府三个分支中建立平衡制约关系的一个具体实现。而总统的权力，是美国建国者们要设限制约的最大目标。
如果宪法解释权也在总统手里，总有一天，天晓得哪一位手握大权的总统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会把宪法解释得面目全非。眼前这位尼克松总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如果让他来解释宪法的话，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旗之下，有关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宪法条例早就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了。所幸的是，看来在两百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就料到了早晚会出这么个“尼克松”，会亮出这么一招。当尼克松在电视机前以“维护国家安全”来为自己违反宪法的行为辩护时，不知他是否听到，遥远的天堂里，正响着那些建国者们轻松的笑声。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迪恩的作证是人们期盼中的一场重头戏。他为了施加压力，不断向新闻界漏出一些内容，使得人们早早就在等候他关键性的一场作证。他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陪伴下，文文静静地读完他的陈述，对一切问题有问必答。就在这看似平平淡淡之中，一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违法计划都被连锅端了出来。
当时，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是由两党组成的。主席欧文是民主党人，副主席培克却是一个与尼克松关系相当不错的共和党人。他这时突然提了一个问题。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为了拉尼克松一把，他问道，“总统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鉴于迪恩原来毕竟是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再说，他一直还守着“总统”这一关没有松过，所以，事后人们猜测，培克一定以为，迪恩会把总统留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