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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公布的录音带中可以了解到，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尼克松就已经从部下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那么，他为什么不是下决心让那些人交出真相，听候法律的处理，而是决心掩盖，从而把自己也拖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漩涡呢。是的，尼克松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策划和直接责任者，可是，不仅出事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且很容易使人们对于他的知情程度质疑。
如果按正常程序调查下去，那么，从已经在“水门”现场被逮住的古巴人和麦克考尔德开始，马上就可以扯出在“水门”对面旅馆的现场指挥亨特和李迪，从他们两人又可以马上扯出批准“水门行动”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这四个人又都是从尼克松这个行政分支过去的。一个原司法部长加上三个原白宫顾问。这将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更何况，这三名出自白宫的“顾问”，都是“管子工”的成员。如果再用力拖一下， “管子工”就可能会被拖出来。那么，从白宫为出发点的那些违法“小动作”也就很难再瞒下去，那时候，尼克松如果仅仅说自己对手下人是“管教不严”，大概是很难说得过去了。
但是，“掩盖”这个动作将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妨碍司法”对一个美国总统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下决心去做，当然和他一向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有关，同时，肯定和他毕竟迷信手中的总统权力也是有关系的。小小一个“水门案件”，是尼克松自己管辖的司法部和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在那里负责调查起诉，还硬是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自己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遮，还真怕它就遮不住？这么一想，尼克松就跨出了第一步。一念之差，尼克松就亲手把自己给毁了。
他先下令把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麦格鲁德调回来，主持“掩盖”。为了 “掩盖”，他们一开始商量出了种种设想。
例如，让那些已经被抓住的古巴人给担下来。又如，让在旅馆指挥的李迪和亨特出国避风。在一次讨论“掩盖”的会议上尼克松本人甚至提出，干脆一盆子全扣在民主党头上，因为那些被抓住的古巴难民都曾经参与过失败的“猪湾事件”，而六十年代愚蠢的侵犯古巴的“猪湾事件”正是民主党当政期的“杰作”，等等。但是，这些设想都由于风险太大或是操作困难，一一都被否定了。
最终，参加“掩盖”的人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掩盖”的第一步，至少应该试图和李迪断线，一方面，因为由于李迪在“水门”对面旅馆留下的大量证据，他基本上已经是“死老虎”了。另一方面，李迪是通向上面几条线的一个“麻烦源”。于是，又一个“白宫顾问”出场了。他的名字叫迪恩。他原先对于前面发生的事情并不事先知情，但是，在整个“掩盖”工作中，他却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了一名主角。
迪恩先和李迪谈了一次。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知道全部真相，包括“管子工”的种种胡作非为。说实在的，乍一听来，他自己也给吓了一跳。他还是稳稳神，开始了谈“掩盖”的具体条件。李迪提出对已入狱者的“照应”，包括筹一笔“堵嘴钱”。
“掩盖”也是一项“行动”，没有“活动经费”是根本办不了的。比如，保释，律师，家属，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钱。前面已经讲过了，凡是违法的钱，筹款本身就很困难，而且一般来说，筹款本身也是犯罪行为。迪恩本人此后很快卷入“堵嘴钱”的筹集，在泥沼里越陷越深。
在迪恩找李迪谈话中，最戏剧性的一刻莫过于李迪突然提出“若是有必要毙了我，只要告诉我该站在哪个街角上”，着实把迪恩又给吓了一跳，说是我们可还没到这地步呢。李迪当时知道自己是通向上面的一个“祸根子”，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提出，一是他知道自己是混在一个违法圈子里，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自己面临暴露的时候，到底会走得多远。其次，他也知道，他的这些上司尽管是白宫高官，却不可能动用正规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多年之后，李迪在回忆中写到，他当时觉得，即使他的上司要干掉他，也是“合理的”。只是他觉得他们不可能动用得了专业枪手，他可不想让哪个“业余的” 打歪了而伤着他的家里人。
这些人正在忙着“掩盖”乱作一团，可是在白宫里，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却谁也不敢真的向负责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去“打招呼”。因为在这个制度下，联邦调查局是独立的联邦机构，在操作时并不受司法部多大的控制。相反，由于真相还没有暴露，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一口否定白宫涉案“水门事件”，一方面还必须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华盛顿的警察按法律程序严肃调查。尼克松眼看着应该说是自己下面调查机构，正按图索骥步步向自己逼来，却碍于这个制度和全美国百姓的关注，不仅不能阻止，还只能作出欢迎调查的高姿态。
即使是行政体系下的司法部，在法律的制约下，也不见得就对白宫言听计从。正在干着“掩盖”活儿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提出要求，把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文件调来看一下，却遭到拒绝。因此，调查仍然在一步步深入。在“水门事件”中那个漏网逃跑的“望风者”，又在律师的劝说之下，去联邦调查局投了诚。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的记者们，又在以他们的方式，各显神通，从外围包抄过来。可是此刻尼克松仍然心存侥幸，“管子工”的一个负责人海尔德曼曾对尼克松说，这事妙就妙在干得如此操蛋的糟糕，没人会相信我们会干出这种事来。尼克松深表同意。
问题是，哪怕是一个再“操蛋”的球，也总是有人踢出来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踢球人”的问题，这个“球”就还在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之下。因此，尼克松亲自下令，要他的“白宫顾问”让中央情报局“认下账来”，并且由他们出面让联邦调查局中止调查。
他们找了两个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开始，他们拒不肯 “认”这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账”，后来迫于来自总统的压力，松口应承了下来，也做了一部分。但是，回去一想，就知道苗头不对，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今后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马上刹车了。
他们开始向白宫顾问迪恩解释，他们尽管是白宫提名的副局长，但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更聪明的是，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依据，他们开始把每一次白宫顾问迪恩与他们交谈的情况都写下备忘录。
一边这里没人肯认领这个“球”，另一边“掩盖行动”的筹款问题又迫在眉睫。除了白宫顾问迪恩之外，这一违法活动把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也给牵进去了，后来他由于从事为“掩盖”行动的违法筹款，被判刑六个月。
由于1972年4月7日“联邦竞选法”的生效，堵住了尼克松动用竞选经费的最后可能。所以，总统的私人律师和顾问迪恩只能寻找一些秘密捐款者，取得的现金又象做贼一样送出去，结果，还是有两个为“水门”嫌疑犯工作的律师，拒收这种一看就来路不正的 “律师费”。
在联邦调查局的搜索之下，不到一个月，李迪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要求约谈李迪。他在里面拖了半天，然后出来，表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从我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事件的涉案人员中，上上下下，包括尼克松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在灵活地服从自己的利益行事。倒是这个李迪，确实表现出狂热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理想主义。他打一出事就表白自己将是“一堵石墙”，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把这个自定原则一直奉行到了审判结束。
在美国，政党机构一般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本身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的雇员也必须与司法人员合作。李迪公然当众违抗这一条基本政策，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也就不可能再雇佣他了。
李迪出事三天以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找了一个借口辞职了。李迪的暴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李迪秘密行动的直接上司，他深受刺激，他必须摆脱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全力投入“掩盖”行动以挽救自己。再说，作为李迪公开职务的上司，李迪一被扯出来，他立即会自然成为两股强劲的调查力量的目标。
这两股调查力量一是专业的联邦调查局，另一股则是“业余的”，就是新闻媒体和下面无孔不入不计其数的记者们，这两股力量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协同作战”。如果米切尔继续坚持，留在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惹眼的位子上，绝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更何况，此时，这个国家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按钮，已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自动打开。在“水门事件”的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二十三名随机抽选的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已经开始进行对“水门事件”的秘密听证。
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是秘密听证呢？大陪审团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美国的陪审团，但是，大陪审团和一般的陪审团是不同的。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在检察官起诉之前，代表人民对案情进行秘密听证。根据听证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是否可以对该案的涉嫌者起诉。如果通不过这一关，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就无法对涉嫌者提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