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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立即被曾经当过司法部长的米切尔否定了。他事后悔恨不已地说，他当时真是应该把李迪从窗子里扔出去的。作为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任的麦格鲁德，尽管他自己也是从“管子工”调过来的，但是，他也对李迪这样的“特工狂”受不了，可是，上面却叫他“把个人好恶置于一边”。
在美国的权力构架设计中，总统可以回旋的余地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尼克松和他的一些所谓亲信，已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成一个非正常的滥用权力的小圈子。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也就是希望结成这个圈子以后，今后能够瓜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小圈子正是试图将权力扩张到一手遮天的一个起点。李迪这样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说过，“李迪的确是一个希特勒，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希特勒”。
李迪的确是热情过火且难以控制，但是，这些真正属于尼克松小圈子里的官员们，是不可能亲自去指挥那些“脏活儿”的。正由于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操作，其中环节越少越好。因此，这里出现了正常的行政领导结构所不可能产生的现象，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大跳跃式结构。你可以想象，在那些从街上招募来的临时小卒子们和白宫最高层小圈子之间，中间有着一个多么遥远而摸不着边的巨大空挡，而中间的这个空挡居然就只填了一个李迪进去。
这样一个角色，又要白宫高官们至少能看得过去，又要能够领导街头小混混之类，还要又靠得住又敢犯法。能找到这么一个李迪就不错了。这也是前司法部长米切尔虽说恨不得把李迪扔出去，却最终不仅没有扔，还留下他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在李迪的种种计划被否定之后，他只能逐步收敛自己的“英雄幻想”，以求被上司通过。“水门”方案就是这样产生的。直至这个方案，仍有人坚持不值得这样冒险。但是，在尼克松周围的某些“顾问”急于获取竞选情报的心态下，这个方案不幸迫于来自上方的压力，而被前司法部长，现任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批准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晚上他是否能够睡着，因为两年的司法部长照说是不应该白当的。
“水门事件”就是这样一步步向着大家逼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美国总统是被允许在白宫里雇佣有限的几个亲信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名额有限的“顾问”“助理”，是被视为政府雇员的。他们的工资，是被允许从政府的行政经费中开支的。但是，总统和白宫其他的费用，国会是说查账就要查账的。它的用途一分一厘都必须经得起国会的检查，都必须是交得出账的，是不可能无故被拿出白宫去的。
同样，在美国，各个政党的竞选经费都来自于政治捐款，政治捐款的用途也受到国会越来越多的监督。因此，作为总统再任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李迪是有工资的，可是，他再雇人的时候，兜里就没有这份钱了。更何况，搞窃听之类的，还必须有作案工具，用什么钱去买呢？
在“管子工”非法调查“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的泄密者艾尔斯博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次次地为经费问题伤脑筋。曾经有一次为了搞五千美元的钱，都费了很大的周折。他们最后动用了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但是后来又想办法用政治游说的钱还了一部分。
之所以要费这样的周折，其原因在于，钱总是有办法的，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你很难让一大笔钱的进出了无痕迹。即使上面提到的区区五千美元，一旦开始查，也很快就查出来龙去脉了。
美国的政府是富的，因为它有巨大的税收。但是，美国的政党却是穷的，因为它的活动经费全仗着捐款，而每次竞选又需要巨额的费用。在这些人试图进行一些违法活动而动用经费的时候，虽然政府是富的，可前面已经说了，就连总统也动不了那份政府的钱去进行违法操作。至于政党的钱呢？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捐款，不象政府的税收那样，是全民纳税的钱，因此，尽管对于政治捐款也有很多规定，但是在国会监督方面，一开始并不象管政府的钱那样管得严。
这和美国政党的逐步发展也有关系。当美国搭起一个政府构架和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党派活动。此后，经过很长的时期，党派活动才建立和扩大起来，并且逐步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角，政治捐款的金额也开始剧增。因此，国会对于党派政治捐款的监督，也是随着不同的时代需要，而在逐步增强的。
在1925年，美国国会有一个“腐败活动法”，该法规定，对于已经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都必须接受监督。这个法规使得在初选和提名大会之前的筹款和费用就不受监督，也不必报告了。对于各个政党来说，这笔钱可以说是一个漏洞。之所以会留下这个漏洞，也是因为在1925年，这还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正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期间，1972年，国会又根据新的形势通过了“联邦竞选法”，该法生效以后，隐名政治捐款将成为违法行为，所有捐款者和政治捐款，不论在提名前或者提名后，都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了。
“联邦竞选法”的生效期在1972年4月7日，所以，就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前一天，19 72年4月6日，李迪拿到了用于“水门行动”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就是来自共和党收到的政治捐款。因为哪怕是在新的“联邦竞选法”生效之前一天，还是按照1925年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新法生效前一天的账，按老规定一般还是不会被检查。这样，他们抓住最后一个机会非法使用政治捐款。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就是之所以他们动用了这笔政治捐款，并不是因为它用得无懈可击，用得正当。而是这笔钱虽然是非法使用，但是一般不会被检查，也就是“希望”不会被发现。这就是说，它的“安全性”完全基于“水门行动”的顺利进行。如果一旦“水门行动”本身被抓住，批准动用这笔经费的人还是摆脱不了法律责任的。因此，他们在转这笔钱的时候，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甚至转到美国境外，通过了一家墨西哥银行。可是，“水门事件”一爆发，联邦调查局通过现场留下的联号百元美钞，还是很快就追到墨西哥，顺藤摸瓜一路摸了过来。
现在你一定理解了，为什么我说“水门事件”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是它的发生又是必然的。象尼克松这样的总统，掌握了一定权力就试图滥用权力，结果就是，第一，他在整个制度的限制下，滥用权力的范围将有限，从尼克松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始终没有超出国会监督较松的总统白宫私人班子的范围。第二，他很难成功地瞒天过海。
尼克松的滥用权力事实上是在试图钻漏洞，挑战这个制度，挑战整个“收银机”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尼克松总统对于美国的权力制衡，始终处于这样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那么，他即使不跌进“水门”，也迟早会跌进其他什么“门”。但是，一般来讲，人往往会存侥幸心理，尤其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自己会有可能一手遮天。尼克松就是很典型的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不管怎么说，“水门事件”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 “序幕”，真正的好戏全在后头。而美国制度中“制约与平衡”的作用，也由于尼克松这样一个挑战宪法的总统，在此后充分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下一封信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06。马歇尔大法官的远见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你说，我在以前的信里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有一个 “司法复审权”，你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在信里你还说，你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怎么会仅仅成为一个大故事的“开篇”的。
我先谈谈你所问到的“司法复审权”吧。你的问题使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第一次去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历。
那天不仅冷，而且还刮着大风。我刚从旁边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出来。国会图书馆的主楼，是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它的中厅，可谓美伦美焕。当我们走到相邻的最高法院，它却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天，最高法院的建筑物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特别，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幢非常简洁的仿希腊神庙的建筑，还因为那天奇冷的大风刮走了所有的闲杂人等。于是，我眼前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清冷碧蓝的天空下，稳稳地座落着一幢巨大的神庙般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在正中的台阶下，站着一个微微叉开双腿，穿着深色制服的黑人警卫。与建筑物的体量相比，这名警卫的尺度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力度。就在那一瞬间，空间的冰净宁洁，尺度力度与黑白的反衬，使得这个特定场景深刻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下来。
我犹豫了一下，就开始走进这个画面，我一边向那名黑人警卫走近，一边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会马上过来请我走开。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最高法院和我刚刚出来的国会图书馆，性质上实不可等而论之。所以，越走近，我的脚步越显得迟迟疑疑缺乏自信。直到最后，我终于站在了那名黑人警卫面前，这才发现他实际上十分魁梧。
这时，我眼前的画面里，蓝天已经退出，魁梧警卫的背景，就是那洁白的水平伸展的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