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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他甚至还要感谢上天让他得了这个说小不小、说大但不是一下子就要命的病。“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却一年到头至少有300天是凌晨2点以后才睡的，是个拼命三郎。这个病把我强行按在病床上反思：我天天讲科学发展观，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如果仅仅是一个断胳膊断腿的病，我是不会反思的。”
方永刚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乒乓球，夏秋季节还天天到海边游泳。但自恃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他，却总是生病，而且都是大病。有人给他总结叫“四落四起”：1988年阑尾炎；1993年休克性贫血；1997年车祸；这次又是结肠癌晚期。
如此性命攸关，方永刚还在病床上给同事交代工作：课怎么上，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怎么写，讲座怎样通过口授让别的老师顶替。他还坚持学习，用手举着看书，从一开始举3分钟不到就得休息，到后来一口气看几个小时手都不哆嗦。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等到能坐起来，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便出手了。
这次，他依然不闲着。今年2月1日前去北京治疗之前，他还利用在大连210医院化疗间隙，两次拖着病体走上讲台。
——1月15日上午，坐落于山腰的教学楼前，那110级台阶再一次承载了他那异常沉重的步履。他来到教室，为政治系学员3队的学员们上完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事前，已经了解方教授病情的学员们被叮嘱课间休息时不要围着方教授问这问那，让他歇一歇，更不能谈及病情。休息铃一响，学员们都很乖巧地躲避方教授的目光，反倒是方教授把大伙叫到自己的身边，问：“我讲课的声音你们都听得清楚吗？”学员们点点头。方教授解开衣襟，露出身上插着的导流管，一脸的歉然：“我病了，讲话有点费劲。不然，我会讲得更好更响亮的。”两节课上完，方永刚一字一顿地说：“祝你们成功！”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里的空气，凝重而悲怆。
——大连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的吕莹讲起方教授于今年1月22日前去该局讲课的前后。“我是一月初跟方教授联系上课时间的，他对患病之事只字未提，爽快答应22日前来讲课。”多次登上地税局讲台的方教授，过去一讲就是半天，但这一回，在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他逐渐大汗淋漓，体力不支，只能来个急刹车，愧疚地说：“看来只能坚持到这儿了。我得了结肠癌晚期，正在化疗。”听众十分震惊：“病得那么重就别来了，等病好了再讲。”他回答：“我喜欢给大家讲课，在讲台上，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病人。”说完敬了一个军礼，平静地离开教室。吕莹说：“我们自发地站起来，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方教授道别，这在我局政治教育的课堂上是从来没有的情景。”
如今，正在北京301医院治疗的方永刚暂时离开了最钟爱的三尺讲台，但对讲台的牵挂却一刻都没有停止。他说：“我要把这次生病当作行军途中的一次‘稍息’，一次精力和体力的集中‘充电’。只待养精蓄锐之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创新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这是我的生命之约。”
无怨无悔的人生选择
男儿如果有泪，不因惧怕，不因疼痛，只因触碰了那根最柔软的心弦。
采访的那天，有那么一瞬，我看到他喉头凸动，泪要涌出眼眶。他很利索地把食指探入镜片后面的眼角，轻轻一揉，复归常态。至于那类似于京剧花脸的嗓音，则一刻都没有哽咽甚至停顿，仿佛刚刚弹去的，只是眼角的一粒尘埃。
我从辽宁带回了一叠他讲课时的影像资料。随手可拾的画面，竟然也是同样的男儿泪！热泪肆流时，他正念及党的恩重如山。正是改革开放，他成就了上大学、参军入伍、成为军队政治理论教员等原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能选择三尺讲台，也是出于另一种几近本能的报恩。恰如他的肺腑之言：“我一直把党的创新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如今，患结肠癌晚期的他仿佛惊涛骇浪里一叶飘摇的扁舟，内心却风平浪静、无怨无悔，他说：“我已经把生命中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状态，都用在了钟爱的事业上，这样的人生选择没有遗憾。”
在土改中被定为富农的老方家，在永刚的父辈们手里分了家。十年九旱、异常贫瘠的三垧土地，即使是最乐观的收成，也会让母亲一到做饭就拍着大腿哭：“7个孩子咋吃得饱？”
排行老六的小永刚弄不明白：贫下中农的孩子可以当兵当工人，为什么哥哥们却不可以，甚至娶不到媳妇；全家人都在拼命干活，为什么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的学习比别人好，为什么无望上大学、当老师……随着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所有的疑惑有了答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擦亮了党、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让年幼的方永刚看到了通过考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
1981年的那个夏天，上海的月台。细瘦的方永刚背着一包被褥，迈下绿皮火车，也迈开了前往复旦大学的求学之路。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他：“行李呢？皮箱呢？”他憨憨地笑笑：“都没有。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的。”大伙也笑了：“这里冬天没有暖气，非常寒冷。”
复旦的救济被和每月23。5元的助学金渐渐洗褪了方永刚的寒酸，当初因肚里没有油水而每月50公斤的骇人饭量，随着副食的增加逐步回落到20公斤的正常水平。当然，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党和国家供我念书，我一定要好好念。”于是，这个从偏僻山沟里出来的“啥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把自己置身于书的海洋：大一读了上百本中西文学作品；大二读了中西哲学史、思想史；到了大三的时候，已经可以和班里的任何一个同学公开辩论。徜徉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印象派、功能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思想流派，他最终将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并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和毛泽东四卷选集。方永刚把在复旦大学的求学时光看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发展的问题，养成了理论思维的习惯。”
1985年，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方永刚选择到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任教，同时圆了他两个儿时的梦想：当军人，当老师。在这里，他倾20余年之力，研究当初改变他个人、家族和国家命运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何将这些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党的创新理论从书本变成活生生的实践？如何让理论一经群众掌握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思考早已从原始的冲动，升华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我不信宿命信使命。”
就是这样一位坚信党的创新理论的年轻教官，却差点因为扛不住生活的重压而离开三尺讲台。父母兄弟节衣缩食，供出了唯一的大学生；他工作10年却无法给家人更多回报。咬牙之下，他于1995年相继4次提出转业，打算下海经商。惜才的学院领导真心挽留，他最终选择留下。
至真至情的理论之光
你能想象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每年花上5000元用以购买书籍吗？方永刚恰恰做了。
在大连采访时，我来到他家那间小三居。自打被家人称为“永刚广播电台”的方永刚住院治疗以后，这个热闹的家庭安静了很多。岳父和儿子正在家里，他们将我迎进每一间房间。这些年来，方永刚倾囊救治长期患病的父母直至为他们送终，自称“家族精神支柱”的他也不曾间断对众多兄弟及家族晚辈的接济。负担很重的这个家，经济状况近两年才稍稍好转，但还没来得及添置任何一件新家具。不过，他的书房，光从“软件”的角度，不可不谓之“豪华”。六个规格一致的书橱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占据了书房的整整一面墙，里面的书籍塞得满满当当。更有一些塞不下的，成堆成摞地码放于书桌以及屋角。同样，在他的办公室，最抢眼的还是书橱。这成千上万册的书，他果真都会去看吗？我随手翻开几本，无一不是圈圈点点。
最烂熟于胸的一本书，一定就是我在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先进事迹展”上看到的那本《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书旧得不能再旧，翻开来，满眼都是红道道、蓝杠杠，旁边还有许多注解和心得。同事车跃丽说：“方大哥都成了大家的工具书了。我们想找邓小平同志的某句话，他会告诉我们在哪一章哪一篇甚至哪一页。”
方永刚喜欢理论工作。“常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我的眼里，理论是非常鲜活的，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对实践及时做出反应的理论，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你有幸听过他的课，你也会相信，理论有着亲和而美丽的色彩。
方永刚讲课有三个条件：准备一条毛巾用来擦汗，准备白开水随时要喝，了解听众的年龄层次。除此无他。
每一堂课，不管听众是十几人还是上千人，他都激情四射，达到忘我境界。知道方教授讲课精彩，部队和地方总是争着请他。这5年来光是时事讲座就作了不下500场。
……
在不少人眼里，理论是相对枯燥的，而方永刚是如何在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中架起一座桥梁的呢？他告诉我们：“我党的创新理论来自实践，集合了党的智慧。但它毕竟是理论，是抽象的、逻辑化的理论，必须用形象生动的表述进行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