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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的‘一本经’再不能念下去了……”
“学大寨人，念大寨经，走大寨路”，这个口号在“十年内乱”时响彻全国。现在大寨人自己揭穿了所谓“大寨经验”是吃大锅饭，社员积极性不高，不少好地荒了，并且纠正过去的做法，“今天”把耕地和大队企业分户承包。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并且报道十分及时。大寨人不走“大寨路”、不念“大寨经”，这对于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对于极少数还在留恋“大寨经验”的人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
在我国的报纸上，尤其是各级党报上，指导性新闻占了新闻的主要篇幅，发表过不少好的指导性新闻。但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指导性新闻片面强调指导作用而忽略新闻的特点。新闻不新，新闻一开始就是“近几年来”，“最近一段时间来”；新闻缺少信息量，空话、套话很多；指导性新闻没有新闻味，只有说教味；而最突出的毛病还在于失实，为了使事实符合自己的主观设想，或改造事实，或强扭角度，或移花接木。指导性新闻缺乏新闻的特点，只能削弱指导作用。严格地说，那些过时的、空话连篇的报道，根本称不上新闻，也就谈不到新闻的指导性。
四、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指导性有不同操作要求
新闻指导性作为政党报刊的共同特点和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传统，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新闻指导性的具体做法是不同的。
我们党近几十年的历史，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不同历史时期对新闻指导性提出不同要求。
1．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当时新闻工作的环境及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的基本特点是：报纸指导一切，重点是指导工作。
（1）当时我党的报纸基本上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范围基本上在农村。因此报纸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两项：战争和农业生产。而过去农业生产是比较简单的生产。这样，报纸能够具体地作思想上、工作上的指导，甚至可以对生产作指导。
（2）农村群众的文化水平低，可以看懂报纸的读者大多数是干部，报纸实际上是办给干部看的，干部需要报纸指导他们的工作。工作经验、方法的介绍和示范，先进单位的成绩，这些都受到干部的欢迎，也就等于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了。
（3）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报都是综合性的报纸，一个解放区仅一种报。报纸对所有工作都作指导。
（4）由于交通阻隔，开会通信不容易，党内文件传送困难，因此通过报纸传达中央指示，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各项工作，是党的工作特别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36】我们翻看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到，报纸的指导作用不仅是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大量地表现在工作的计划、步骤、措施、经验、方法上，甚至对农业生产的安排、耕作方法的具体指导。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党内文件和具体工作部门的工作指导。
2．计划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计划经济要求高度的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基本特点是多侧面的印证：印证党和政府各种举措、方针的合理性。
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发展，受众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多样化的需求。但是，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和经济，国家对企事业和各群体、个人的要求是高度的集中统一，不允许有任何计划外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媒介唯一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进行宣传，向人民群众宣传不折不扣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所以，新闻指导性集中表现在：鼓舞——鼓舞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高昂士气；示范——不断地树立先进典型供人民学习、模仿；论证——说明国家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让人们群众自觉地执行。
3．市场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群体的多元，决策主体的多元化，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的特点是：阐释信息的意义。
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事业成为独立法人，它们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了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于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际国内市场（那不仅仅是商品市场，同样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的瞬息万变，都关系到所有企业的存亡兴衰，牵动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人们要了解宏观的、微观的形势，也竭力想把握这些变化的意义、趋势以及对本行业、本企业、本人的影响。人们在计划经济年代要读报、了解形势，那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觉悟的考虑。而现在，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把握形势、获取信息，那基本上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新闻指导性应该和计划经济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闻指导性除了继续发挥鼓舞、示范、论证等等作用外，重点要在“解释”上下工夫。
解读的关键是“勾连”。“关系决定需要”，这是新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们对信息需求是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受众没有关系的信息，受众决不会感兴趣。问题在于，许多新闻关系到了受众的利益，但受众认识不到、感受不到，因此不感兴趣。比如，希腊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希腊金融危机跟我们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解读，让受众明白，希腊虽小，但影响到整个欧洲，对中欧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影响中国成千上万企业，那受众就会关注它。
“勾连”就是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从时间上看，解读就是用昨天的事情解释今天事件发生的原因，预见明天的走向；从区域上看，解读就是阐明国外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全国发生的事件对本地的影响；从层面上看，解读就是解释宏观层面的变化（比如中央新政策出台）对微观层面的影响（本行业、本单位、本人）。
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是“天涯若比邻”，蝴蝶效应处处显现。一般受众认识不到，媒体就有责任去解读，让受众认识到，这就可以说：信息是银，解读是金。日本学者新井直之就曾预测：“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37】国际上很多的媒体为应对互联网上海量即时信息的挑战，扭转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减少的颓势，已将报道重点转移到信息解读和提供意见上来。例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新闻周刊》决心调整风格，转型后的最新一期杂志2009年5月18日刊登的主打文章是一篇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独家专访。今后将在“有独立观点、发人深思的原创性报道”上投入更多精力，减少对“一目了然新闻”的报道【38】。
五、纠正新闻指导性的不恰当做法
前面说到，目前有一些新闻媒介要“淡化指导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众不爱看指导性新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寻求指导；另一方面，那些指导性新闻却备受冷落。原因何在？原因之一是指导不得法，不但不被受众接受，而且会引起反感。
1．纠正图解政策的做法
图解政策，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根据意图找材料，编辑根据领导上的宣传意图制订报道计划，记者带着观点下去找材料，按图索骥，然后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写成新闻。
根据意图找材料，先有观点，后有事实，观点在事实之前，这等于要客观实际符合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要自己的思想去符合客观实际，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
违背马列主义认识论，新闻中的事实就不是从现实生活的总和中抽出来的，而往往可能是随便抓来的个别事例，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把次要的强调为主要的，把偶然的、个别的说成是必然的、普遍的，甚至把错误的写成正确的。这样写出来的新闻必然是概念加例子，一般化、概念化。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对这种根据意图找材料的方法有一个深刻分析：
记者实际上只要熟悉党的政策条文，并且根据这些条文搜集到一些能说明这些条文正确的材料和实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他无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需要独立思考……
很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要求报道的，也就是这样来作报道的。这就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情形：许多同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发什么新闻，而是用主观愿望去套实际情况，按照自己愿望发新闻，因此，要什么有什么，要好有好，要坏有坏，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
这是主观主义的报道方法。这种方法，说得不好听些，和作“广告”没有什么很大不同。其结果就是所谓“概念加例子”，就是所谓“赶浪头”、“随风倒”，就是一般化、片面性【39】。
朱穆之同志讲这些话已过去了50多年，但在中国新闻界，这一顽症至今还未能解决。
正是这种图解政策的做法，妨碍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使得我们的报道往往一般化、概念化。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