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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独立为止的450年中，印度是对西方国家完全开放的。它完全被卷入了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之中，用时下的流行术语说，是完全“溶入国际社会”了。可是这种“开放”给印度带来的，是印度变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历史学家们都公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使印度农民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把印度变成了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印度尼西亚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印度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用贸易结合军事手段一步步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的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无论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何种借口为他们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辩护，一个绝对无法辩驳的事实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两个国家独立时为止，它们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极端落后和虚弱，经济上的不发达程度甚至与中国相比也没有什么重大差别。而在政治上，它们更是任由西方人宰割的殖民地，连中国都不如。
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谈变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经验也足以说明：“对外开放”，将对外贸易自由化，让外国人自由地往来经商，并不能使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免于贫穷和落后。
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训看，清政府在17－18世纪那样严厉地管制外国商人实在是很有必要。如果不对这些实为武装强盗的西方商人严加限制，恐怕中国早就被西方的商人兼强盗们一块一块分割了出去（澳门就是一例），大片的中国领土甚至整个中国早就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了。
“对外开放”神话的信徒们会辩解说，“对外开放”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仅有“对外开放”可能不会使一国的经济现代化；但是“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外开放”就不能变成第一流的经济强国。
如果我们把“对外开放”理解为实行自由贸易、让外国人自由往来经商的话，那么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就恰恰与对外开放的神话相反。
将手工制造业转变为用机器的生产的近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在产业革命完成之前，英国又是一个典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本书第七章已经指出，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还落后于别的国家时，它禁止英国人穿着任何用外国衣料制成的衣着，甚至绝对禁止进口外国的棉织品；一直到18世纪初，英国政府还曾经完全禁止印度的丝织品和印花布的进口；就是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进口关税率也还在30％以上。
至于外国的商人和商船进入英国经商的自由，也在英国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英国17世纪中期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运输英国从其殖民进口的商品；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为了贯彻其航海条例，英国不惜与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直到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并从印度退出为止。
这样看来，就是英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对外开放”的国家，它对外国商人和对外贸易也有很强的限制。至于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中国到底那个“开放程度”更大一些，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的兴盛决不是因为它“对外开放”，中国的衰弱也不是因为对外不开放。
英国的例子在欧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说明，其实西方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达到经济上富强的地位的。
那么，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近代的富强到底有没有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原因？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许多国家争夺霸权的环境中，依靠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力量有意识地培植并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其目的是为了对外夺取政治、经济、军事以致领土上的霸权。
我们不要忘记，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与地理距离成反比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整个欧洲的面积与中国不相上下，而英国的面积不过24万多平方公里，只不过比我国的广西稍微大一点。欧洲内部也没有什么严重妨碍交通的地理障碍。这就使欧洲内部在中世纪就发展起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就象在秦始皇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各诸侯国间就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一样。而在外部，欧洲与中东、北非合成一个贸易圈，它外面基本上被大洋、沙漠和北方的荒原包围，直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止，它与外界都极少有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是例外之一）。
而在相当于欧洲的整个中世纪的时期中，中国都自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圈；不过中国周围的某些近邻国家也可以算在这个东亚贸易圈之内。从秦以来，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欧洲贸易圈的政治统一（或政治“一体化”）一直就没有实现过，只是近年由于欧盟的发展才显露出初步的苗头。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贸易圈在1500年中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纷争甚至战乱之中，其局势酷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前夕，西欧形成的几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使各国之间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斗争更趋激化。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和各国争霸所运用的战争机构以使用刀剑的武器技术为基础，这种战争机构的经济支柱只能是农耕经济，争霸中的实力取决于“耕战”政策的成效。以后两千年中国虽然经过多次战乱，战争机构的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忽视工业的经济政策，使用机器更是被看成是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
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国的争霸斗争中，战争手段越来越变得以现代火器为主，欧洲的地理形势也使海军和海运对西欧国家的强盛日益重要。在这种环境中，一国在夺取霸权斗争中的实力取决于它持有的金银等贵金属，有了这些贵金属就可以随时向有贸易关系的中立国购买军队需要的武器、船只以致食物。而要增加本国持有的贵金属，就必须发展工商业。正是这种极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鼓励发展机器生产的政策，促进了近代英国的产业革命。
为了提高本国工商业中的生产和经营技术，英国在16世纪收容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受迫害的新教徒，从而得到了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和富有的商人；更重要的是，英国运用现代的专利法保护和鼓励本国人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并把工业生产技术和技术工人看成是本国最宝贵的财富——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还不准本国的技术工人自由移居外国。
这样看来，英国近代工商业之所以发达，之所以首先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因为英国在群雄争霸中处于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之外，还因为英国大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因为英国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了对外实行经济以致领土扩张的积极进取的政策，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一直发展为近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富强并不来源于“对外开放”，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很封闭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保护主义不是单纯为了将自己与外国隔离开来，而首先是为了发展使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业。
将英国与中国古代晚期作比较，就知道不能以开放不开放来论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倒是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向海外殖民的概念。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征服海外殖民地的打算，也就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意图。其实中国自宋代以后发展起了很频繁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由此而繁荣兴盛。当时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只是在相当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明中叶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作后盾的商队强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才丧失了在对东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些商业城市因此而衰落。由此得出的教训只能是：由于中国不想以政府的武力支持抢夺海外市场，中国才落后了！
中国古代末期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不想发展现代的科技和现代的企业。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还对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横加限制。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前，清政府规定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要政府特别批准，原因是怕外国人进入中国开办企业，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民间现代技术企业的发展。清政府还长期不准修筑铁路，理由是这会造成挑夫之类的人失业，有利于侵入的外国军队运兵，等等。这与英国鼓励发明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最明显的对照。
西方强盛的真正经验也就是中国衰落的真正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只能是：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上，一国能否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和国际上的强国地位，取决于它能否发展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武装本国的工业和军队，能否以政府的组织和保护来大力促进本国的工商业，能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进行货真价实的对外斗争（欧美国家的这种对外斗争其实是对外扩张）、至少也是对外保护本国公民的产业，以便通过富国强兵而夺取世界霸权。
根据这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