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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一般人都认为国有企业和垄断者都有很大的惰性，按照这种惰性，既然垄断航空煤油进口有那么丰厚而可靠的利润，为什么还要去作风险那么大的投机交易呢？
确实，由于投机中的巨额亏损耗尽了经营用的资金，中航油的所有航空煤油进出口业务均已在2004年底停止，只是为了保障国内航空煤油需求，才由对它控股的中航油集团安排中航油下属的一个分公司负责中国航空煤油进口的招标，但业务模式已由原来的分别与供油方和客户签订合同改成只作代理，帮助客户下订单，由供油方直接同客户签订供油合同。这样一来，中航油的获利手段就由原来的赚取买卖差价变为收取代理佣金，使公司利润骤减。这也就是说，投机的失败会使公司连原来的垄断进口利润都得不到。真正懂得利用公司垄断地位的人绝不应当对巨额的投机交易感兴趣。
其实，前边的简介早已说明，中航油发生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是，企业的个别经营者违反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定和纪律，独断专行地从事风险极大的投机业务，最后由于投机失败而给企业造成破产性的损失。
而敢于这样独断专行、能够这样破坏一切规章制度的，通常都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又往往是在社会上被人神化了的“企业家”。中航油的总裁陈久霖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企业家”，他领导下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曾因良好的企业管理而在新加坡屡获殊荣，自2001年12月上市以来，股价已经涨了3倍多。陈久霖因此而成了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的头面人物，拿着最高的薪水，带着“打工皇帝”的头衔。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只不过又一次打破了有关“企业家”个人的神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任何“企业家”——不管他曾经有多好的业绩——也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并且可能犯致命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们的错误给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私人经济领域，都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足够多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约束这些“企业家”。
这样来总结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教训，更使我们必须坚决禁止让企业经营者个人成为企业所有者的“权贵私有化”。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将国有企业变相白送给少数经营者，依靠的就是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把个别的企业家说成了扭转乾坤的神仙，不管是多穷困潦倒的企业，到了他们手里就变得兴旺发达，而一旦没了某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企业家”，多好的企业也很快就会完蛋。靠着编造这样的神话和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那些ＭＢＯ的鼓吹者们才敢于公开要求把国有企业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其理由是搞好一个企业只能靠那个神奇的“企业家”，只有把企业变为他自己的，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努力，才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妨碍他作出和贯彻其全部的英明决策。
而一旦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就不再会有将企业送给“企业家”一个人“持大股”的理由。就是私营企业也可能因为老板的错误决策而一下子破产，因此应当对企业领导个人的权力加以种种制约，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的决策错误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损害。而如果企业由其最高经营者“持大股”，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失去了任何制约。而在按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恰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
既然我们反对权贵私有化是为了以规章制度制约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更不应当允许国有企业的领导破坏规章制度而独断专行。但是最近20年来，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趋于瓦解，这就使企业领导个人的胡作非为可以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害。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的香港《信报》社评指出：“中资企业的老总通常都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过去不少内地企业由盛转衰，或在不知不觉间爆出惊天丑闻，都是源于企业内部失衡、公司治理水平偏低。”“中国航油的总裁陈久霖2002年获得的报酬是1600万元人民币，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榜首，被当地称为‘打工皇帝’。由于他在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 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层，公司内无人敢逆其意而行，结果铸成大错，令中资企业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
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失去制衡，没有以企业内部的制度规章约束企业的领导个人，这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根源。而这样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又是出于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是个有个人迷信传统的国家，人们愿意将个人神化，迷信并依赖单独的个人。对一个武将关羽的神通可以迷信到将他奉为“武圣”“关大帝”的程度。可就是这个关羽，虽有“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后两项战功其实多一半是后人捏造），不也最后败走麦城，丢了性命吗？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大谈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好好说说他怎么败走麦城。正是出于这种对个人的迷信，中国人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也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支配下，才会在最近十几年中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
也正是在最近十几年里，“企业家”个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我们只要看看，七八年前声名赫赫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几个在经营他据以起家的那个企业，又有多少“著名企业家”已经倒下，我们就会明白，迷信单个的“企业家”个人是多么可笑，把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企业家”个人身上是多么地不可靠。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又一次说明了那个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神，而只能是会犯错误的人；把企业和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个人身上是错误的；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和规章纪律来约束企业领导的个人行为，否则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由于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白送给任何个人都有害无利。
宏观经济
01、宏观经济过热实质上仍然来源于经济上的困境
2002年底，笔者非正式地发表了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当时大家还都在谈论宏观总需求不足，而我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短期：总需求为何不足”。但是自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人们就在谈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总需求是否过大。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细心的人势必会问笔者：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如果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你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说的岂不就过时了吗？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评价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同样明确的两个部分：至迟从2003年第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目前仍然处在过热之中，当前的总需求确实已经大于总供给潜力；但是，尽管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甚至开始了通货膨胀型的经济过热，但是中国经济需求小于供给的整体困境并无实质性变化。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说法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其统一点就在于：2003－2004年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但这个经济过热很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重新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径上：整个经济的波动性很强，如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陷入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求大于供的过热只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这种强烈波动性的根源还是我在《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论述的那些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的表现形式。
首先说当前宏观经济的过热：20世纪90年代我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断定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每年约为9％，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持续超过这个“潜力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会不断上升。这样的增长持续下去，整个经济就会陷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它标志着经济内部协调的混乱，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降低。这样的分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过热提出了两个衡量标准：一是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9％，另一个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速度不断加快。
2003年和200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这些经济过热的指标：
——自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始终显著超过9％，只有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防“非典”才使季度的同比增长率低于9％。20 03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率已经高于9％，如果不是由于第二季度的“非典”冲击大大降低了该季度的经济增长，2003年全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肯定在10％以上；
——中国的各项物价总水平指标上涨的速度都明显加快，特别是消费物价指数的年上升速度已经增加到了3％以上，2004年第二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更比上一年同期上升5％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能仅仅用国际粮价带动中国粮价暴涨的影响来解释，因为早在2003年就发生了工业原材料（特别是钢材）价格的暴涨，这种暴涨正是宏观经济过热的表现。由这两大指标看，中国确实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如不及时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紧缩，1988年和1994年那种爆炸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有可能重演。
但是另一方面，宏观紧缩政策也确实有使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多年的通货紧缩而难以摆脱的危险。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宏观紧缩措施的力度上，而在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