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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要缴17。5％的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
在由殖民政府强加的这种不平等税收下，19世纪前半期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三，印度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数量却增加了5－6倍。到1850年，几百年来向全世界出口棉织品的印度，竟进口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上千年里曾经辉煌于全世界的印度手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英国的大量机器工业品输入印度，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使千百万印度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致大批地因饥饿而死亡。旧时人烟稠密的手工业城市，如达卡、摩歇达巴德、苏拉特等，也都荒芜了。达卡人口由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说：“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身为殖民政府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赚钱而横征暴敛，在其统治印度东部以后不久就将田赋提高了近一倍，造成了连年的饥荒。仅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1千万人，约占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马克思就此痛斥制造了这次饥荒的东印度公司说：“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6节）。
控制了印度对外贸易的欧洲商人还在印度制造出一批甘心为他们压迫印度人的当地人走狗。在18世纪中，随着欧洲人权力的增长，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们对欧洲人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强。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们还站在欧洲主子一边来反对内陆势力，为了前者的利益而损害后者的利益（Ｆｒａｎｋ，第6章，2。（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印度次大陆史”条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统手工业被摧毁，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状态，印度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西欧殖民者们到来之前，印度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印度成了一个被西方人鄙视的“落后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重新争得独立之时，印度已经成了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总括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印度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会使一个有生产实力的大国走上衰落的3阶段之路：在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被外商控制的生产大国可以取得就业、生产甚至收入的暂时增长；一旦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外商的经济控制地位稳固，外商就会指挥其本地的代理人来夺取本地的政治统治，甚至利用本地的政治不稳定、国家分裂来将该地、该国变为自己的正式殖民地；而在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之后，由外商演变而成的殖民地政府就会竭泽而渔，将变成了殖民地的原生产大国榨取干净，使这个殖民地永远陷于贫困。
这也就是说，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实际上是一场钓鱼游戏：它先给被控制国家带来一点经济暂时增长的好处，但这个好处不过是钓鱼的诱饵。一旦某个国家被这个诱饵引诱上钩，它将被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外商剥夺全部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最后被其榨取干净。
知道了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印度独立之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为什么那么强烈。那实在是吸取了变为英国殖民地的教训，基于不保护民族产业就会变为贫穷的殖民地的认识。
可惜的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印度当年演出过的一幕竟又在中国上演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政府在30多年中大力推进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使中国具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厚的人力资本。这样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极低的工资水平，使投资的外商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以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最近一些年每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都达400亿美元以上。
而在这样的外商投资大潮面前，有关部门不仅丧失了起码的警惕，而且滑向了甘当外商中国代理人的歧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拼命地向外商赠送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民族产业在本国领土上倍受打击，以此来帮助外商消灭中国的民族产业。
在这样的偏袒政策下，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2004年底中国实际累计使用外资金额已达5621亿美元。从1992年到现在，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增长到33％，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7。5％发展到10％左右，外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目前已达到近60％。再加上70％以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已经开始落入了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面对中国陷入的殖民地化前景，国内要求减少外资流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外商在中国的代理人们焦急万分，赶忙动用一切手段来为外国资本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时报》2005年1月28日第13版发表了“本报记者龚雯”的文章，题目就是“5621亿美元外资，不多”。这篇文章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等人捧出来当成权威“发表意见”，甚至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都拉了出来，以论证“我国不存在利用外资额过度的问题”。
可就是这篇文章本身所列数字，已经清楚地说明外商控制中国经济到了什么程度。那个“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说，外资“占到我国机电产品销售额的70％，高新技术产品的84％”。面对这样的数字，他竟然还说：“从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看，外资只是在少数行业占有较大份额”：“此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销售额中的40％左右为出口额，因此总体来讲，目前外资在国内并未形成垄断”。
懂得现代经济的人都知道，机电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现代产业的核心，在这两个产业上取得优势是一国工业现代化的关键。这两个产业的绝大部分落入了外资手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还有什么希望？胡景岩等人的逻辑简直荒唐，在他们看来，外商掌握了中国的现代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60％，这还都不算“外资垄断”，非得外商掌握了中国的所有产业、占有了中国工业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部，才能谈什么“外资垄断”！
说“外商控制了”什么，根本就不需要外商占有它的全部，甚至不需要外商占有其大部分。即使迟至18世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的重要港口苏拉特的贸易也只有大约12％是由欧洲人控制的（Ｆｒａｎｋ，第2章，1。（6）），这并不妨碍西欧殖民者完全控制甚至完全垄断印度的海外贸易，也不妨碍英国“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在这个1 8世纪正式将印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
胡景岩等人近年的言行表明，中国现在不仅已经出现了地道的外商代理人，而且这种人已经占据了中国的某些要害部门。这又与印度18世纪的情况十分相似。前边已经指出，在18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批英国的代理人，他们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而中国现在的这些外商代理人已经和当时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祖国陷入外商控制之下不仅不表忧虑，反而欣喜万分；他们对外商控制本国对外贸易还嫌不够，非要让外商掌握本国的全部经济领域、把本国的企业全部赶尽杀绝。
近年来，不少人开始争论我国会不会“拉美化”、如何防止“拉美化”。其实依中国目前的形势看，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拉美化”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印度化”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18世纪以前印度的那种困境的问题。
参考文献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1版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ｇｅ。 中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德里苏丹国”、“莫卧尔王朝”、“印度次大陆史”、“东印度公司”等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09、俄罗斯私有化的罪魁丘拜斯激起民愤
按：丘拜斯在俄罗斯主持私有化，在使极少数人暴富的同时降低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这激起了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义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在报上读到：一位俄罗斯记者在理发时说自己是丘拜斯的亲戚，理发师当即愤怒地说：“对不起，如果您竟是他的亲戚的话，我就只能对您不客气。”可见丘拜斯当时在俄罗斯已经不得人心到什么程度。而在以后的大选中，以丘拜斯等人为首的“右翼联盟”连5％的选票都没得到，无法再进入议会。
尽管已经无法在政坛上混下去，可是靠了他的老主子叶利钦撑腰，丘拜斯还是谋得了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的职位，继续在经济上祸害俄罗斯人民。
以丘拜斯对俄罗斯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论，对他真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可正因为如此，他这一类靠为资本主义复辟当急先锋而发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