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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
2005年底2006年初，大批的媒体纷拥而至，把我和北京德云社抬到了一个风尖浪口的位置上。这一切既有好处，又有不利的地方。好的一面是让很多人知道了相声还在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生存着，很多人知道了郭德纲、于谦、何云伟等原本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我们被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当然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矛盾以及种种的不快，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我们为相声能有如今小范围内的苏醒，为我们所做出的这一切，感觉相当的欣慰。
有很多人看到我们今天红了，火了，德云社演出一票难求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十年走得如何艰辛。台湾导演赖声川有过经典的系列相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些作品含泪带笑地表达了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忘却传统的批判，将早已风干的斑斑泪渍收集起来，勾画成一张张苦涩的笑脸，一度唤起了台湾岛民对祖国根文化的回忆，这些相声剧用相声写相声的祭文，再三地问道：到底谁来说相声？
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从95年开始，我们从零度做起，一起到2005年底，我们做到九百九十九度，媒体的朋友们开始举着火把来，这火把一下把我们点到了一千度。从此我们也陷入了是非与矛盾之中，直到今天。
不过，我们还在说相声。
津门学艺（1）
人们都说这说相声，最好是家传，父一辈子一辈，如果出生于这样的相声世家，那可能学起来也会方便一些。这首先就是艺术上有那个氛围，父辈会给你讲。其次，你还有个背景，有个靠山，那样江湖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这两点在我身上，一点都体会不到。
我家里面没人干这行的，上数多少辈都数不出来，都是正经人出身——当然，说相声其实也是件很正经的事——没有做相声这行的。我父亲是警察，在他心目当中，其实并不希望我做这一行，因为很多演员都有犯罪史。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提取审过很多相声名家。在他心中，相声这行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不愿我干这行。可是也很凑巧，他做警察，我倒因此有了很多和相声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办事也就带着我。他负责的管片有各种剧场，办事的时候就叫我“别动啊，呆这儿！”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很多艺人，说书的，唱戏的，三教九流。当时他们也不会对一小孩多加理睬，我就是在那地方看——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种熏陶对我的演艺生涯很重要。设想一下，要是从今天开始大街上每天放某一种鼓曲，放上三年，保证人人都会唱，这道理不服还真不行，样板戏的年代是个人都会唱，那就是给熏的。
我也就是那么给熏出来的，当时天天在剧场里面混，听书啊，听大鼓啊，听各种曲艺，不知不觉中就很喜欢上了这一行。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模仿，唱上一曲，说上一段。记得当时有一种戏曲连环画，就是拍了照片再出成的那种小人书，尤其是那些舞台剧啊之类的，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买过一本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故事简介，也有唱词，我就经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哼唱起来。
我父亲虽说不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也不阻止我。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大部门时间也很严肃。直到今天为止，我跟我父亲说话都觉得有些拘谨。虽然现在经常有些警察不怎么令人满意的话，但是当年我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个好警察。我小的时候，他帮助人家办事，都是很中规中矩的，我们家里人从来不会拿人家送的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回有人托我父亲办了个事，后来为表感谢就给我家送来了一箱苹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别人送的东西，都不去动。等父亲回来，这苹果都烂了，我父亲又买了原样的一份好的，带了这份烂的，两份给人家送回去，告诉人家说：那烂的是你买的，我这新买的，还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看来很不通人情的人。
当时我所见过的俱乐部、文化站的演出，对我都影响很深。那会有唱戏、说书、大鼓、相声等各式演出，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我印象很深。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当时专业的像刘文亨先生等著名的相声演员专场演出。还有河北梆子剧团啊、京剧啊、评剧啊都看，看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朋友，顺着也认识了他的父亲，评书老前辈高祥凯高先生。认识之后呢，因为跟小五是好朋友，小伙伴，两人老在一起，也就经常到他家去。我很喜欢评书，他父亲也很喜欢我，于是我就跟老爷子开始学。这是我最早接触曲艺。
当时是学评书，但是却是以相声开蒙的，也许这也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要和相声发生关系。当时我学的第一段作品是五行诗，五行诗是传统一段一段的文哏作品，要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来作诗，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古人。我后来想为什么高先生给我用这个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炼嘴功，一个炼身功。因为这五行诗需要很多动作，刀枪剑儿啊，同时还要注意人物表情啊。这段说起来还是很痛苦的，因为它很单调，它并没有像孩子想的那样很幽默诙谐，这个练功是很刻苦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乐趣。一个固定的动作可能要重复上百遍，也未必过得去。比如说金锤，上下翻金锤，比划着，攥着两把锤子，两个锤头在前面。他给我找了两个啤酒的瓶子，这样举起来，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就是方向要对着。学文官武将撩袍端带，有时还要披着棉被扮董卓。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所以如今我也这样教我的徒弟们，看到徒弟们大热天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痛苦地呲牙咧嘴，我就忍不住暗暗生笑，仿佛看到当年的我一样。
最早跟高先生学习的时候，我还很小。总是每天早上，我父亲骑着车带我到他家去。路上要带一张《天津日报》，到家去帮着高先生收拾屋子，服侍他起来，沏上茶，听他这说，我在旁边学，很象是旧时徒弟到师傅家学艺的情形。
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常宝丰老师，也曾经去过常宝霆先生的家，陆续有很多老师都教过我。我逐渐长大，会骑车了，于是我就从家住的红桥区骑车骑到体院北，到常宝丰老师家去学相声。幼时学艺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要去喊嗓子，练声儿。我住在红桥区委的后面。红桥区是天津的一个区，家门口不远就是一座桥，受文革的影响，那时叫红卫桥，现在叫子牙河桥。顺着这个桥的桥边，我就一直向西走去，天不亮就去，站在河边喊嗓子、练声，把会说的都说一遍，会唱的都唱一遍。现在想想，有人说郭德刚嗓子为什么好，估计这跟当初练声是有关的。当时练的也都是基本功，说的东西，有《报菜名》啊、《八扇屏》啊这一类的，以诵说见长的东西，练你的唇齿喉舌。另外唱的就是自己会什么就唱什么，喜欢的京剧啊，评剧啊，鼓曲啊，都来一遍，当时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相声以及和相声有关的戏剧啊、曲子啊、鼓曲之类。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踢球，也不会游泳，各种球、牌，我都不会，曲艺就是伴着我成长的年少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吧，那段经历对我来说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段下苦功夫，不会有后来的我。我自己也是挺喜欢这一段经历，因为我这人活得挺单调，包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也不是很多。有限的几个朋友也是喜欢相声啊戏剧什么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一直到2004年，我拜师侯耀文先生。实际上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一直没有间断，也一直没有停歇。
提到曲艺，其实在中国来讲各地其实都有，它有别于戏剧，更多的是像那种单人的说唱，表现力极强。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台戏，远自东北近到闽南啊广东啊这些两广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曲艺。
津门学艺（2）
我所接触的无非就是华北地区的，确切地说就是京津一带的曲艺文化。小的时候我长在天津，后来发展在北京，这两地的曲艺是互通有无的，无非就是两块，一块是唱的，一块就是诵说的。诵说的这块是以相声为主，相声、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这是说的。其他的是唱的鼓曲类，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儿、乐亭大鼓，还有北京琴书，兴盛时期据说也达到上百种。但是今天连诵说带鼓曲加在一起也就有个十几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好多曲种随着艺人的消亡，逐渐逐渐的就消失了，相当可悲。现在我们有些艺术形式只掌握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身上，他去世的话那么这门艺术就算完了，所以这都是很悲哀的。
在我小的时候，天津这种演员有很多，著名的像骆派的京韵大师骆玉笙先生，刘派的筱岚云先生，白派的阎秋霞，这些个老师当时都健在，而且都是各个流派执牛耳者。当然现在就都不在了。那会儿这个天津的小茶园儿也很多，我夫人也是唱京韵大鼓的，也曾经和这些名家门问过艺。在天津当年也很有影响，北京地区相对来说，曲种要更少一些，从艺人员也要少一些。到现在曲艺团已经改企业了，改企之后据说也都不很景气，面对这种情形，我经常会很难过。从上个月起，我们德云社自己成立了鼓曲的演出部门，赔钱我也要干，从各地去请有关的人员，力争能够恢复一下。单凭我自己，我知道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当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为中国曲艺的传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其实这些曲种对我来说影响都很大。鼓曲和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