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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看，即使读者想把整个金融系统付之一炬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假使金融公司的股东是有道德的，并且真正想着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也缺乏监控交易商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投资很多或者只是寻求过高的回报），就不会做任何阻止交易商的事。更何况避免委托代理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情况，金融机构都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行为，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十分有害。
那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在处理这种混乱时，使用一些非常基本和常识性的方法还是可以解决核心问题的。其实，核心问题就是薪酬机制，那才是问题的起源，也是解决方案应该关注的重点。
首先，当金融机构的员工获得以限售股方式支付的报酬时，他们应该被限制必须持有比当前惯例更长的时间。目前，许多限售股的限售期仅为几年，应该延长这个期限。比如，规定雇员们直到退休才可以出售他们的股票，或者至少超过10年期限才可以出售。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却只迈出了一小步，更待解决的大问题是华尔街的奖金文化。当华尔街职员的冒险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时，他们会获得报酬；但当他们造成了公司的资金损失时，却不会受到惩罚。这个制度很少考虑长期结果，而是鼓励了那些短期内会获得巨大的高风险回报的投机行为。
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是，建立一个基于长期收益水平（比方说，三年左右）而非短期回报的奖金池。对员工实行奖励，并不是因为他们某项精明的策略成功了，而是看他们数年的平均表现。比方说，一个交易商的冒险行为第一年产生了巨大回报，而第二年造成了同样大的损失，根据现行制度，交易商在第一年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奖金，第二年无所得；而在长期标准下，损失和利润相互抵消，交易商会一无所得。
拉古拉姆·瑞占还提出了另一种奖金池方案。在他的方案中，交易商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高额回报获得报酬，但奖金会被代管数年。如果交易商在以后的几年带来了损失，那么损失将会从现有的奖金账户中扣除。在这种奖惩机制下，奖金可以根据交易商长期业绩的上下波动，被扣回或取消。奖金被代管的时间越长，交易商越有可能认真考虑以长期收入为代价所承担的风险。
如果是在个人层次上实施这种制度，效果会是最佳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制度中的奖金数额往往是在机构层面上计算出来的。当高风险行为获得成功时，每个人都能分享收益。交易商和银行家们并不直接承受其错误决定的后果，而基本是由整个奖金池来承担。但是，集体扣回，即全面收回奖金却可能让全部交易席位都蒙上了谨慎的影子。
还有一种更残忍地解决薪酬问题的方法，不是用钱或股票向交易商和银行家们支付报酬，而是用那些他们自己在实验室中设计的非常复杂的证券作支付。换句话说，交易商和银行家将得到形式非常特殊的奖金，比如他们一手制造的债务抵押证券。如果交易商设计不良证券，他们也要承担同样的后果。这里的假设是，如果交易商们知道，这些众所周知的“小鸡”将返回并栖息在他们的奖金包中，他们可能会多在乎一点它们可以产出的蛋。
该计划的一个版本已经在实施。2008年末，瑞士信贷银行宣布将把资产负债表上约5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转移到一个特别基金中去；并从这个基金里出钱向员工支付奖金，以基金股份作为报酬，从而取代通常的以公司股票支付报酬的方式。这引起了一些抗议，毕竟许多报酬与那些高风险项目无关。虽然这种方法并不完善，但它是一个好的开端。
实际上，从以上这些建议中，我们还能得到另一些形式的报酬方案。举个例子来说，与其将那些高风险行为的后果追加到员工身上，还不如一开始就澄清，银行家和交易商们的奖金会以他们自己发起的证券作支付。而更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对这些证券奖金实行几年的代管，预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确定它们是否是不良资产。最后，禁止员工对这些未来的奖金套期保值以规避潜在的损失（毕竟他们是交易商，无论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赚钱都是他们最擅长的）。
最终，无论薪酬机制实行怎样的改革，都应该全面实施。因为如果一家大金融公司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奖惩制度，而其他公司没有这样做，那么比较保守的公司的员工就会涌向大胆的公司，以得到更多的报酬。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参与。在美国，只有联邦政府有权力全面改革薪酬机制。政府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政府，进一步说是纳税人成功地救助并支撑了整个金融体系，有切实的利益驱动去保证这类故事不再重演。此外，考虑到委托代理问题的错综复杂，不可能指望股东改革薪酬机制，但是政府可以按照上面所说的方法进行全面改革。
让我们来明确一点：我们并不是建议政府设定薪酬上限，尽管政府在权利范围内这样做一定可能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尤其是当银行仍依赖政府的支持才能生存时，就更是如此。我们的建议是采取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即全面和彻底地改革薪酬机制，以减少冒险行为，从而进一步降低全球金融体系发生另一次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消除交易商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或以扣回的形式抑制动机），可能会降低交易商的报酬。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近些年来，随着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资本约束的解除和金融全球化，金融服务业及其薪酬都经历了非理性的快速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假如词能达意的话——从1947年的2。5％猛增到1977年的4。4％以及2005年的7。7％。当时金融公司的收入占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总收入的40％以上，并且它们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中的份额也翻了一番，接近25％。更令人吃惊的是，全国排名前25位的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超过了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CEO的报酬总和。2008年美国薪酬总额中的约1/13流到了金融从业人员的口袋里，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数字还只是1/40。
这个庞大且发展迅速的金融体系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任何“增值”。当许多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人股权基金以及其他资产管理者声称，他们可以为投资者提供高于市场正常回报率的收益。这些野心勃勃的资产管理者总是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但是投资者却得不到，因为管理者们为了收取高额的费用，宣称自己会提供一流的服务。
金融系统中的各类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从投资者那里分得利益。以证券化为例，抵押贷款经纪人、发起银行、评估师、交易商、债券发行商、评级机构等每一个环节都会为他们的服务收取高额费用，并向下一个环节转移信贷风险。少数几家投资银行寡头利用操作的不透明性从轻信的投资者那里取得利润。而这些利润大部分都落入这些公司员工的口袋，而不是分给公司股东。
金融业的病态式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由于大量优秀人才流向华尔街，创新与创造力已经远离制造业和其他传统工业。事实上，正如我们的同行托马斯·菲利普（Thomas Philippon）所揭示的那样，从20世纪70年代起，金融业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智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随着报酬的激增，名校的毕业生越来越愿意去华尔街工作。事实上，2007年对哈佛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58％的毕业生想从事金融或咨询工作。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现在有太多的金融工程师却没有足够的机械或电脑工程师。
无独有偶，在美国历史上，我们只有在1929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才能看到金融部门类似的扩张现象。20世纪30年代，金融部门的薪水开始暴跌，这是危机调整下的产物。原本十分受人尊敬的、专业的银行业开始令人讨厌。改革今天扭曲的薪酬体制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步，它将使银行业再次令人生厌。
生产更优质的香肠
亟待改革的并非只有薪酬机制。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也必须被修正。资产证券化的“发起和销售”模式（见第3章）是将相类似的潜在风险资产，比如次级抵押贷款，集合在一起构成证券池，然后再将其出售给能够并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
这个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它实际上降低了所有人去关注借款人信用状况的积极性。相反，证券化的各个环节都收取了一定费用 ，并将全部或至少大部分风险转移给了他人。证券化链条上的每个参与者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原始贷款的按揭经纪人，有充分理由做出增值评估的住宅评估师，最初开办抵押业务并形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银行，将这些证券打包变为债务抵押证券的投资银行，进行进一步投资的投资银行，在这些环节里给出AAA评级结果的评级机构，以及那些为不良资产作担保的保险商等等。
很显然 ，迫使参与者更认真地考虑所涉风险，是所有资产证券化问题解决方案都必须重视的。换言之，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励所有市场参与者去更多地关注原始贷款的质量。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促使中介机构——发起银行和投资银行——保留一些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证券。这里的假设是 ，强制它们保留部分风险，会促使其更好地监测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