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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不低下，卖淫的错误并不在于对应当免费的事要钱，卖淫也并不比食品超市更不道德。但是，卖肉和卖“人肉”难道没有区别？在性活动中难道没有隐私、个性和亲密感是不适合于商业目的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肉贩子和妓女之间有很大区别，人们对前者是尊重的，却认为后者是“不体面的”。嫖客不关心妓女的人性，只关心她的性表现。把妓女只看成是“一块肉”而已。第三，卖淫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房产主和黑社会的保护人在剥削妓女。
佩特曼也持否定性交易的观点，但是她的看法与艾里克森的观点有一些区别，她对卖淫的性质做了新的定义。她认为，服务、工作是与身体不可分割的，身体与自我意识也是不可分割的。妓女不可能仅仅出卖其性服务，她同时也出卖其身体。不应当拿性与衣食住行相比，因为没有后者会死，没有前者不会死。有时人有可能得不到衣食，但是性宣泄没有可能得不到。卖淫也不同于没有爱和感情的性关系，二者的区别不是在家吃饭和下馆子吃饭的区别，而是女性的自由与屈从的区别。性关系中的重要区分在于：性关系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男女关系中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性而是权力。卖淫是对男性作为性主人的公开承认，它将屈从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Minas； 364…366）
同上述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议相似，对于卖淫的看法和政策选择，此次调查的调查对象的观点也明显地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禁娼；另一派反对禁娼。
主张禁娼的一派主要从道德角度、维护家庭角度申述自己的理由。一位城市老年女性、退休工人、共产党员说：
卖淫的人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我看干这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穷的真没辙了，另一种是好吃懒做的人。香港（她女儿在香港，所以了解香港的情况）叫北姑，有的人就办去香港三个月的签证，去那里捞一把，干这个来钱快，容易，不用卖力气。听说有的还是大学生呢，挺有学问的。你找不着好工作，还找不着个坏工作，干这个再怎么说也不是体面事。再怎么也是偷偷摸摸，不能大张旗鼓的。干这事说不出口去，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孩子填表，说我妈是干这个的，多难看。我猜有的人没准喜欢这个，又来钱，何乐而不为呢？她们就那么轻松钱就到手了，正经人谁跟她们比，谁跟她们一般见识呀。她们这些人道德不好，屡教不改，图钱图舒服呢。我觉得应当靠法律来管，管得严一点。现在管得还是松，要是管得严点，她们就不敢了。我赞成现在的法律，抓她们，罚款，要不影响家庭，破坏家庭。本来夫妻吵架吵完就完了，结果一吵架他找小姐去了，觉得小姐好了，就不愿回家了，家庭就完了。
一位河北农村青年女性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秩序角度主张扫黄的：
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家歌厅，有小姐，穿得特别裸露，都是外地人，南方人。县城里有很多，他们都和警察勾着呢。她们是被穷逼的无路可走了才干这事。抓她们，她们就得干别的。她们也可以干别的，可是干这个轻省，来钱快。应该把她们抓到妇教所去，如果不管她们，就会越来越厉害，应该给她们点教训。
一位城市青年女性是从女性身体客体化的角度反对卖淫的：
在外国是有组织的，有体检，像一种职业。中国不行，不能说是合法职业，对女性身体有伤害。我认为这事反正不好，但是也不知道应否禁掉。它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将女性客体化了。
有些人是对禁娼只抓妓女、不抓嫖客的现象不满，例如一位中年女性说：
你抓女的，为什么不抓男的呢？男的不就是因为有钱才干这事吗？光处置女的不合适，应当重罚男的。男的不是有钱吗？中国不能公开有妓院，有了中国就完了。因为卖淫合法了，干这个的人就更多了。
为性工作辩护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性工作非法化的实际后果对女性不利。目前的局面是，从买方到卖方都想继续做，政府的禁娼政策并不能真正扫清卖淫，政府政策的效果只是使性工作更困难一些，使违法者从娼妓身上剥削得更多。这就是废娼政策的实际后果。反对性工作的人忽视了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包括压迫、暴力和受害者化。
第二，在批判卖淫和批判妓女之间的矛盾。妓女和同性恋的人权难得保证，杀害他们受到的惩罚较轻或者比较不容易受到惩罚。妓女是父权制社会中所有妇女群体中最孤立、最污名化的一群，她们不但被整个社会贬低诅咒，还被警察、嫖客、皮条客甚至女性主义者贬低诅咒。
第三，从功能论角度分析卖淫：它为广大男性军人、变态者和长相丑的人服务。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群体，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2004年，北京的统计资料显示，强奸案中有57％是外地农民工所为，虽然可以归咎于这个群体道德水平较低，但是也反映出他们的生理需求被压抑的程度。这就从功能上解释了对性工作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的人往往会忽视有这种需求的人和他们的需求。
第四，权力无权干涉女性的个人行为。大多数国家规范公民的性行为是通过规范女性的行为，有些强调婚前贞节，有些强调婚后忠诚，还有些使卖淫刑事犯罪化，侵犯了成年女性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第五，对性工作者的性别歧视。虽然男妓一般占卖淫业的十分之一，但是一说卖淫总是批评女性。男性从卖淫业获利，但却制定使之非法的法律。也许这一法律的制定与获利是相辅相成的。
有一位女性主义妓女写了一篇论述自己经验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是个妓女——每一个女人的职业。”她说，作为妓女要面临抢劫、暴力、强奸甚至谋杀，为什么她干了12年呢？第一，以性换钱使妓女有了一种控制权，这种感觉不仅是指控制这一交易行为本身，而且是指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通过与男性的讨价还价，商定的价格是双方认为最合适的，妓女并没有贱卖自己。他对她没有其他感觉，只是性宣泄而已，因此妓女用不着发誓忠实于任何人。第二，认为妓女出卖了身体是错误的，他并没有把她带回家，把她转卖掉，或者把她扔进垃圾堆。妓女在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全都掌握着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她最多不过是出租了身体，而不是出卖。她们是以协商好的价格提供性服务。相比之下，与男性谈恋爱的女性比卖淫更容易被强迫，被强奸，还没有报酬。妓女要了报酬，所以不是强奸。强奸不是性，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第三，男性权力控制每个女人，以致她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和她一样是妓女。在银行和在饭店工作的女性都和她一样是妓女。她出租身体作性服务，其他女人出租她们点钱和打扫房间的能力，办公室里的女人要用外貌取悦男人，还要被性骚扰。她现在已经不再做妓女了，她说：我现在不做妓女，在公司做职员，有一个公寓房，正在上学，有三只猫。我仍认为我是妓女，因为我是妓女。（Minas； 364…366）
美国妓女权利团体COYOTE的重要成员蕾芙（Caral Leigh）在1979年的妓女权利运动中创造了“性工作”（sex work）一词，为英语注入了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新名词，也宣告了性产业内女性主体得到能动力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1）
在台湾，1997年诞生了第一个本土的妓权运动和组织。他们提出“性工作是女性的权利”这一观念。台北128名半文盲的中年公娼于1997年9月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走上街头，抗议市政府片面取消她们的营业执照。台北公娼自救会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创造了妓权运动，引入“性工作”的自我命名，持续用各种灵巧的策略来对市府施压，终究赢得两年缓冲，也间接促成了废娼市长陈水扁的连任失利。14国妓权运动代表曾麇集台北，参加公娼自救会举办的“性产业政策与性工作权益国际论坛”，抗议台北市政府践踏公娼的工作权，一起打造性产业合法化与除罪化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49）
台湾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何春蕤认为，女性与性工作并不必然对立：许多性工作者发展出自主的力量和能动性，甚至能创造出某些形式的“专业操演”与论述建构，以重新描绘女人与身体情欲之间的可能关系，改写女人的情欲宿命，甚至重新打造有关性工作的文化想象。（何春蕤，2003…2，2）所谓“专业操演”就是性工作者努力将工作和快乐区分开来。性工作者往往以用不用安全套来区分性工作与性关系。性工作时用安全套；与真正的性伴侣进行性活动时不用安全套。何春蕤认为，“婊子无情”的辱骂是抹黑扭曲性工作者的论述，它不但想要否认性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更强制要求性工作的性成为工作者生命中全面主导——而非片面操作——的力量。而性工作者坚持“婊子无情”的工作态度，则是维护自己的专业身份不被污名抹杀，以积极拒绝“性”成为个人（女人）生命的价值指标。（何春蕤，2003…2，11…124）
反对禁娼的观点在本次调查中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一调查结果出乎我的预料。
一位农村中年男性讲了自己对于卖淫的观点，他主要从性工作的社会功能和国家增加税收收入的角度来评价的。他说：
我认为这个行业应当让它存在。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社会应当从道德、健康方面给它定个位。国家可以收税。既然禁止不了，为什么不让它正当发展下去呢？我自己从不接触这个行当，但我对它没有偏见。国家扫黄我认为没必要，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有这个需求。应当让它成为一个正当的行当。有的妇女不想通过别的方式谋生，有的男人想用这种方式消费他的一部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