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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呢？那不就是企图用手铐铐住一池水银吗？……当性别的精钢手铐紧缩时，应声折断的是人们的骨头……”（转引自何春蕤，2003…1，331）她的话不能不让听者感动不已，激情澎湃。
与跨越性别现象最合拍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对许多过去被认为无可质疑的事物质疑，比如雌雄同体，它打破了男性和女性的界限，将二者合二为一。
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曾说过：风格不是混合。我不会混合风格。我只要求易性者去“阅读”，大声地阅读自己——通过这一艰难和建设性的阅读，开始描写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后易性者（posttranssexual）。（转引自Hopkins； 336）
按照后现代理论家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现在我们全都是易性者。我们全都是“象征性的易性者”，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认定为纯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了。“一旦狂欢结束，性自由将驱使每一个个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性别，他们的类属和性的身份，越来越无法为符号的循环和快乐的多样性命名了。”（Segal； 66）扫清了这些人为的文化障碍，就有可能颠覆性别本身。
保罗·韦纳则断言：“人非动物，肉体之爱不受性别差异的左右。如同伊利莎白·玛丝洛瓦经常说的，性行为没有性别的界限。”（阿里耶斯等，40）
酷儿理论是西方在上个世纪末新发展出来的一种最前卫的性别理论。酷儿理论甚至没有时间区分易性者是不是真正的女性，它也没有时间区分压迫的等级，或者像1980年代那样在身份政治中做出区分。它摆脱了两分的思维方式，认为两分的思维总是会导致身份的静态观念，而不是更加不稳易变的身份概念。它认为，性别中的两分观念毒化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尽管女性主义反对性别的区分，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却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性别及其不平等和压迫上面来。在这个意义上，酷儿理论超越了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在性别问题上比一般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激进的思潮。
如伦敦的1991年的一个宣传小册子上所说：“酷儿就意味着让性别滚蛋。在我们这个无情无趣的国家的每一条大街上，到处充斥着异性恋酷儿、双性恋酷儿、变性酷儿、女同性恋酷儿、男同性恋酷儿、虐恋酷儿、拳交酷儿。”酷儿就是一种反抗的形式，是对标签的拒绝，对病理化和少数派身份的拒绝。它更多地是由不是什么来定义的，而不是由是什么来定义的。酷儿理论不是在旧盒子上贴新标签。它有新的意义，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政治行动。
在酷儿理论欣欣向荣的时代，跨越性别界线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性别问题上越轨的易性者向男性与女性的两分结构发起挑战。跨性别运动提供了一个抵制所有的两分结构的理论框架，而正是两分结构在分裂着我们的自我和社会，使各种类型的仇恨和暴力得以维持。跨性别者打破了人们归属于这一边或那一边的焦虑，他们的存在将男性与女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证明了性别连续系谱的存在。跨性别运动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生存空间，它的存在预示着一个更合理、更健康、更丰富、更自由的社会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六章 性产业
性产业包括两大类问题，一个是卖淫即性交易问题；另一个是淫秽品问题。这两类行为一方面在我国的法律或行政规定中都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又都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不能不引起女性主义的关注。在世界各国，这两个领域也是女性主义论争中的焦点问题。由于性产业中的从业者主要是女性（一般认为，男性性工作者占十分之一），性产业的问题就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引起了性别研究者的关注。
一、 性工作
米利特在其著名的《性政治》一书的一个脚注中说：“据说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卖淫现象的国家。”（米利特，185）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也不曾成为事实——即使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暗娼也在矿山和长途运输的沿线残存着，只是数量比现在要少许多而已。因此可以说，我国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这30年间相当接近这个目标，但是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而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从此次调查中人们对性交易的个人经验看出，性交易的存在相当普遍，而且有蔓延之势。一位河北农村的中年男性对他所见到的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现在乡里就有干这一行的，县城里就更多。现在没有餐馆没妓女。价钱从10元到50元不等。发廊、招待所、旅馆都有。其中外地人占90％。警察不管，好多都是他们的股份，要是没有他们的维护，这个行业不能存在。北京也如是。我到过的那些单位都有人去嫖妓，特别是几个比较有钱的单位。几年以前，妓女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不是在餐馆发廊里，只是个人给介绍的。
中国近现代的禁娼运动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错觉，以为性工作在各个历史时代和所有的社会中都是非法的。其实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禁娼都是一个近代才有的现象。发生于19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是反对卖淫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有一种对卖淫的社会含义的“广为传播的恐惧”，人们大量使用“社会邪恶”与“社会弊端”这些词汇，使卖淫具有了极大的“象征重要性”。卖淫妇女对于“可敬的中产阶级已婚妇女”构成了一个“他者”，直接影响了婚内性关系。除此之外，人们相信，妓女有特殊的避孕方法，从不可阻断上帝意志的宗教教条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而反对避孕才是可敬的已婚妇女的生育规范。（Harding； 27）
在1932年，因为英国妇女运动反对娼妓，向英国政府施压，因此殖民政府也跟着宗主国的政策，开始实施禁娼。早期欧洲妇女运动对殖民地的禁娼运动有直接的影响。当时这批妇女团体起来要求废娼，她们逼迫英国政府采取废娼政策。香港的妓寨在1935年6月30日关门，但是禁娼的结果并没有杜绝妓女，只是创造了大量的中间剥削者，使得妓女收入更少，工作危险性更大而已。（何春蕤，2003…2，191…192）
早在1959年，联合国文献《关于卖淫中的交易的研究》就提出，卖淫本身不应当是非法的。根据这一精神，很少有国家将卖淫规定为非法，就连我国的刑法也并不惩罚卖淫者和买淫者，只惩罚强迫、组织、容留他人卖淫者。但是，在行政法规（治安管理条例）中，却是禁止卖淫嫖娼的。女性主义在性工作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对性工作者的剥削，但并不反对性工作本身。
女性主义十分关注性剥削和性旅游问题，做了大量论述。男性到第三世界的妓院消费是被国际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当作发展战略的一项建议提出来的。目标国主要涉及泰国、菲律宾、韩国。日本公司将招待商人去性旅游作为工作报酬来安排。另一种性质稍微不同的情况是由私人婚介公司将亚洲、拉丁美洲女性卖为人妻。他们公开做广告，广告词中说这些女人“屈从、听话、驯顺”。整个过程由跨国旅游公司、连锁饭店、航空公司及下属工业和服务机构组织运行。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此领域的工作应当被视为服务行业的一部分，是国际性别劳动分工的一部分。（Jackson； et al。； 373）这是全球化背景中性工作的新形式、新特征。
社会学对于性工作者的组成成分做过大量的研究。性工作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从业动机。在许多个人的经历和个性原因之外，其中大多数人可以被归入最主要的两大类原因：一类是出于贫困，另一类是出于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人们一般对前者给予较多的同情和肯定；对后者则更多鄙夷和否定。但是，从女性有随意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的角度，女性主义对出于这两类动机的从业人员是一视同仁的。
在女性主义内部，在性工作问题上形成了否定与肯定的两大营垒。
主张彻底消灭卖淫制度的女性主义者将性工作者称为“汤姆叔叔”，他是一部描写美国奴隶制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翁，他安于自己的奴隶身份。持有此类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坚决反对性工作，认为性工作会为男人提供单向的权利以利用女人的性，是男权至上主义，认为性产业中的女人比奴隶还不如。（何春蕤，2003…2，2）
例如，女性主义者艾里克森就是反对卖淫的，她这样论述自己立场的理由：首先，她不承认一大批人们通常反对性交易的理由——她并不认为双方自愿的商业性交易有什么错误，将爱与商业的性加以比较也毫无意义，以为卖淫和买淫关系中没有爱是反对卖淫的愚蠢理由，因为大多数的配偶并非爱人；据统计，75％的嫖客是已婚男人，也并不是说婚内的性是好的，婚外的性（尤其是嫖妓）就是坏的；妓女的行为无论从伦理上还是美学上，都比无感情的夫妻性行为高尚；妓女的性服务质量也不一定低于“常规”的性行为，嫖客报告的对妓女的性感觉比婚内性关系的平均水平更高；妓女和嫖客的关系也不会因为是仅就人的一种基本因素做交易而必定是不好的，妓女并没有出卖她的身体和阴道，她出卖的只是性服务，一个有报酬地帮人清洗身体的护士与有报酬的妓女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卖淫呢？她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在妓女和嫖客的关系中，性是个性的完全异化，使人变成了一架机器。第二，性和衣食住行一样是身体的基本的自然的需要，想满足衣食住行和性的要求并不低下，卖淫的错误并不在于对应当免费的事要钱，卖淫也并不比食品超市更不道德。但是，卖肉和卖“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