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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会分不清女同性恋者和女易性者,往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性别角色异常和性角色异常,以为前者必定包括后者。其实,性别角色异常的人是男人风格的女人和女人风格的男人;而性角色异常的人是选择同性的性伴侣,不选择异性性伴侣,这种人的性别认同并无异常——女性并不自认为男性;男性也不自认为女性。
女同性恋者和女易性者的区别还在于,许多男角女同性恋者有男性气质认同,但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性。许多男角女同性恋者喜欢男性气质与女性身体的结合,而女变男的易性者并不喜欢。有易性倾向的女性比一般有点男性的女性走得更远。女易性者为什么会拒绝女同性恋者身份?原因在于,女易性者认同男性,女同性恋者认同女性,她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
通过对女易性者自身感觉的调查结果看,她们大都对自己身体的女性特征感到羞耻、困窘、厌恶,不愿加入女同性恋赞美女性的活动。此外,她们一般不喜欢自己的性伴侣欣赏她们的女性特征,自己也不愿意用女性的方式为对方提供性的快乐。(Bullough; et al。; 99)
很多人分不清扮演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女变男的易性者和男变女的易性者,还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的原因,那就是许多易性者曾在女同性恋社区生活,因为这样的社区比较容忍女人的男性表现。
对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易性意愿的调查表明,有40%想过变性;有8%认为自己是易性者。(Bullough; et al。; 99)由于这两种人有重叠,有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于是导致了男角女同性恋者与女变男易性者之间的边界战争。有时甚至会出现双方互不理解的局面:一些女变男易性者认为男角女同性恋是对易性身份的拒斥;而一些男角女同性恋者则认为,女变男易性者是误入歧途的女同性恋者。
有人将易性者分为基本型和易性亚型,易性亚型包括同性恋易性者和易装性易性者。同性恋兼易装易性者在同性恋群体中只占很少一部分。
前文提到过的中国某些地方民俗中的“金兰契”是女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民俗的变异形式。广东福建的自梳女、不落夫家习俗虽然基本上是禁欲的、守贞的,因此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但是由于“原欲受阻”,性能量也出现从其他途径宣泄的情况:住在“姑婆屋”的姐妹,由于彼此朝夕相对,感情日深,其中情投意合者便订立金兰契。契约定后,双方共同生活,共同依偎,出入相随,俨同夫妇。(马建钊等,114)因此,可以认为这一风俗并不是一般的反性,而是反对异性恋的。她们很重视“干净”——没有与男子发生性关系就算“干净”。与女子的性关系倒无伤大雅。
我所调查的人对跨越性别和同性恋现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理解和同情;另一种是不解和反感。
前一种情况如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说:
我从没见过同性恋,就算见到也认不出来。对同性恋多数人是好奇,歧视他们的人也会有,但是我不歧视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老工人、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一般异性恋人群中有代表性,她说:
同性恋的事我想愿意恋就恋去吧,人家也不妨碍治安、法律,也不影响安定团结。同性恋也不犯什么错误,没什么不好,人家愿怎么过怎么过去吧。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
许多人是从尊重个人隐私行为的角度看待同性恋和跨性别问题的。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
他恋他的,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只要别伤害别人的利益就行,跟异性恋一样。政府应当给同性恋合法地位,应当宽松些,允许各种各样的关系存在。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希望那些制定法律、法规的人的脑子别老停留在50、60年代才好。
有些人虽然同情同性恋的处境,但是担心性病的传染。一位城市青年女性这样说:
同性恋是个人取向问题,只要他高兴、乐意就行。但是听说艾滋病主要是男同性恋传播的,应该注意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
这位女性关于艾滋病传染途径的信息是错误的,艾滋病在西方只是最初比较集中地在同性恋人群中爆发,异性性交也可以传播艾滋病,此外还有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两种传播途径。在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最新统计表明:经吸毒感染占41。6%;既往采供血感染占23。5%;性传播感染占9。1%;不详占22%,估计其中多以性传播为主(包括同性恋和异性恋)。(资料引自《艾滋病预防控制信息》2005年11月25日总第80期)
人们大都以为同性恋和跨性别主要是个城市中的现象,其实这是同性恋者偏爱都市生活方式这一原因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农村也同样存在同性恋现象。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调查对象说:
我知道同性恋。电视上、书上都有。有一次我看一本杂志上讲两个女同性恋的事,有个女同学就说:干吗看这个,多恶心。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在村里没听说过谁是同性恋。
调查中也发现有人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持不解和反感的态度。例如一位农村中年男性说:
听说过同性恋。村里没有,县城里有。听我一个朋友说的,他是厨师长,下边有两个女孩就是同性恋。老板开除了她们中的一个,另一个就不干了。我很反感同性恋,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假如我是同性恋对子里的一方,就会觉得恶心。
有些人出于对同性恋的隔膜,会形成一种对中国同性恋者的怪异看法,例如一位老年知识分子男性说:
同性恋在中国是变态的性发泄。在国外,同性恋有时比异性恋更纯洁。国外的同性恋是异性恋已经满足之后的要求;中国的同性恋是异性恋找不到才去找同性恋。
他的意思是:国外的同性恋是器质性的,中国的同性恋则是境遇性的。其实根据我对中国同性恋的调查,这一区分并不存在,因为在中国同性恋中,既有器质性的,也有境遇性的。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同性恋现象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在社会中造成了这一现象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少数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性恋者,不是求医问药要求矫治的,就是犯了罪的。由此更增强了人们以同性恋为疾病、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看法。
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是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西方的兴起。在今天,经过各界朋友们的一致努力,同性恋在中国也逐渐浮出水面。在书报杂志、电影电视、歌舞戏剧等各类传媒和文化领域,同性恋的声音从无到有,而且越来越响亮。
如今,西方世界已将这个人群简称为GLBT,G指男同性恋者;L指女同性恋者;B指双性恋者;T指易性者。他们之间虽有差别,但同属性的少数族群。这些属于性少数族群的公民应当像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样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享有自由选择性对象的权利,享有结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不应当被剥夺,被歧视,反而应当得到精心的呵护。这早已成为全世界反歧视的社会公正理念中人们公认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跨越性别的理论问题
由于易装、易性现象跨越类型,跨越分类,于是它的存在本身就造成了分类危机,这正是跨越性别现象最重要的理论意义。
跨越性别现象的存在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性别的非规范论(gender nonconformist),或称性别中性论(gender neutrality)。这一理论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加以区分,认为人完全有可能表面做一种角色,但内心却认同另一种性别。那些术前、术后和非手术的易性者、易装者就是性别复杂性的证据,这些特殊类型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性别分类的挑战。从社会文化角度讲,社会和文化中流行的性别框架受到了跨越性别身份者的挑战,因为跨越性别者超越了传统的性别两分结构。在两分结构中没有这些人的位置,而这些人又客观存在,于是人们只能质疑两分结构本身的合理性。
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跨越性别现象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亚里士多德视两性人为孪生子;中世纪医生则相信性别连续体的存在。对于跨越性别现象历史上有过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道德化,例如《圣经》中说:女人不应穿男装,男人不应穿女装,这样做是对主的厌憎;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病理化,19世纪最著名的性学家艾宾是将许多性行为病理化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三位服装类恋物癖和一位同性恋者。如果是在现在,这些人的行为只会被认为是不太规范的性别行为,而当时却被艾宾视为疾病。同他一样,19世纪和随后的性学家往往将跨越性别现象做病理化的处理。
在历史上,性学和医学是通过以下步骤将跨性别现象病理化的:(1)发明各种稳定而固定的范畴和命名以掌握跨性别现象;(2)提出有关理想性别特质的一般描述;(3)建立性别发展过程的概念模式;(4)设计出衡量男女两性的测验量表;(5)发展诊疗和外科手术的各种技术。 (何春蕤,2003…1,4)
在1955年,从对跨性别现象的研究开始,社会学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了区分。根据研究,性别差异是从人类婴儿出生的18个月到4岁半之间形成的。马尼(John Money)创造了“性别角色”这一术语,用以区别社会性别身份和社会性别角色,或简称为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社会建构论的源头。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性别认同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