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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避孕。我们房事生活很少。由于有感情隔阂，就越来越淡漠。很少的几次都用安全期。现在一个月都没一次。像朋友一样，我不想跟他有这种事。女同志是感情的动物，男同志我不敢说。要是没感情就不想做这件事。
避孕的作用首先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其次，它还起到了保护女性健康的作用，因为不断怀孕和人工流产会损害女性的健康。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用避孕套，吃药。还上了两次环。上了环后手疼得不行，就取出来了。手不疼之后，过了一二年就又上了环，因为又两次怀孕做人流。到60岁时把环摘了。
在生育问题上，有批评意见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所呼吁的育前检查和堕胎权被挪用到第三世界，可能会被用来做不利于女孩的事。（Nelson； et al。； 431）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有性别偏向的堕胎。但是，我们只能反对有性别偏向的堕胎，却不可以笼统地反对堕胎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人口过剩、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极其强烈的国家。如果笼统地否定堕胎权，必定加剧人口爆炸的程度，其后果不仅害了整个国家，也害了女性自身。
另一种批评的角度是说，女性主义“拥护堕胎”，从而使右翼势力抢先占据了“拥护生命”或“拥护家庭”的立场。（弗里丹，118）应当说，拥护堕胎与拥护生命并不矛盾，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中以孩子降生为生命开端的观念就比西方以卵子受孕为生命开端的观念要更有利一些。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一般认为如果孩子还没有降生，就不能算生命，所以不会有禁止堕胎的宗教禁令。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人口恐怕已经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有余。拥护堕胎与拥护家庭就更加不会矛盾。家庭完全可以是没有孩子的或只有少量孩子的，堕胎只是减少每个家庭孩子的数量而已，又不是反对家庭本身，堕胎和家庭二者怎么会发生冲突呢？
此外，女性主义并不是只支持避孕和堕胎的技术，不支持生育技术和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在避孕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正确的态度是：既支持避孕的技术，也支持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因为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想生育和不想生育都是人的合理选择。避孕技术可以使不想生育的人不生育；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可以使想生育的人生育。两者都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不可偏废。
在新生殖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采用新技术生育的人越来越多，还引发了一些与生殖新技术有关的问题，例如：人工授精子女有无权利知其生父？是否单身女性要求就可以人工授精？女同性恋者可否人工授精？女性可否花钱购买某位她心目中理想男士的精子？
在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采用人工授精技术生育之后又离婚了，她的丈夫不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理由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法律最终判决他应当付抚养费，因为精子捐献者并无父亲身份，他的身份等同于捐血者和捐肾者。生理父亲不一定是伦理父亲。陌生的捐精者没有父亲的责任，但同意妻子人工授精的丈夫却应当负有父亲的责任。因为她的怀孕是由于伦理父亲的同意而不是生理父亲的精子。美国的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借男友的“种子”怀孕生子，男友要求对孩子的探视权。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判他有探视权和抚养责任。
生育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代母问题——借腹生育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西方引起争议，在中国也出现了姐妹充当代母引发争议的事件。在代母问题上，女性主义观点面临挑战。女性主义对代母的态度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既不愿意通过法律禁止女性做代母，从而使代母成为罪犯；又不愿意看到女性变成生育机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遵循的原则是支持女性个人意愿的原则。如果一位女性自愿做代母，她应当有权利这样做。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应当是女性享有的宪法权利。
生育行为还使人注意到女性教育问题。生育统计资料显示：文盲或受教育少的女性生育最多，女性的生育数量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但是，或许教育与生育的因果关系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女性的生存条件。当女性的生存条件好起来时，她们就会有更多的公民权和生育权，就会受更多的教育，就会更容易掌握避孕方法，较少出现避孕失败的差错，就会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在家内和家外就会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在财政上、实践上和精神上也更独立，于是就会选择少生孩子。
与生育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推行计划生育的手段问题。在目前世界上，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生育控制制度，因为这两个国家能够对公民施行完全控制的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但是，两国生育控制的方向完全相反：中国是禁止计划外生育；罗马尼亚却是在1965年开始禁止堕胎，为了增加人口。相比之下，有些国家不是用行政力量，而是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的。例如日本用每月5000日元（相当于38美元）补贴的办法鼓励女性生育，生第三个孩子补贴加倍。即使如此，日本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很低。目前中国正在考虑将计划生育的思路从以行政处罚为主转向以物质鼓励为主，相比之下，这也许是更加有效、更加人道的做法。
在农村，目前计划生育主要还是靠罚款等措施在强制推行。在北京郊区，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十几年了，我访问的一位农村妇女告诉我，刚开始计划生育的时候，超生一胎罚500块钱，现在没指标生了孩子，头胎罚一万，二胎罚两万。她指着村里路边一个正在和爷爷玩的小男孩说：他们家为他就交了两万块钱。这种做法虽然能有效地降低穷人的生育愿望，但是对于富人就不大管用。在那些先富起来的沿海地区，多少罚款也不能制止富人的计划外生育，结果是把计划生育变成了一个有阶层偏向的政策：只能管住穷人，管不住富人。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他们自愿少生，才能最终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而为了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必须解决农村人养老的后顾之忧——如果必须靠子女来养老，就没法降低人们生育特别是生男孩（女孩要出嫁，去为公婆养老）的愿望。目前，北京郊区的农村开始尝试为农民做养老保险，这才是彻底解决农民性别偏好的观念和现实需要的根本办法。
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千分之33。43下降为1991年的千分之19。68。按国际通用标准，出生率低于千分之20即属于低出生率国家。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为1992年的2。0（低于更替水平2。1），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国胜，1）然而，持续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之一是使具有严重重男轻女观念的人们丧失了不断生女孩以等待男孩的希望，铤而走险，选择直接终止妊娠的办法来获得自己所期待的男孩。这就导致了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有专家指出：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性别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的结果。
从统计上所显示出来的相关关系看，中国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从对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出生性别比的升高速度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这一负相关关系（生育率下降与性别比升高）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是“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
三、 性别比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定义是：某人口一定时期内的活产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在不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受孕时，男女性别比为140比100，此后一路下降，由于流产等原因，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6或105。在1955年，联合国确认过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值域为102…107。由于在随后的各个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因此人口的性别比应当比出生性别比更低一些。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水平看，198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7。4，1985年上升为111。4，1990年达到114。73，1995年更高达117。4。从分地区情况看，1989年全国有16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出生性别比在110以上，1995年扩大到21个。1989年我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是浙江，为117。6，而1995年出生性别比超过120的省份有10个，最高的省份湖北为134。6。（邓国胜，1）目前，全国只有上海、贵州、西藏、新疆的出生性别比还在100…107之间，其余26个省份均高于108。（刘原，1）
我国是属于性别比偏高的国家。14世纪时，性别比为125…460；在1870年代，性别比为儿童430，成人194。（Guttentag； et al。； 51）从近现代的情况看，解放前性别比偏高，解放后前几十年性别比平衡，1985年后逐渐走高。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背景下，还出现了一批极端个案。例如，在1982年，湖北某村1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是503男100女；武汉市1岁以下儿童是154男100女。（French； 117）
以上性别比是以女性为100的男性人数。为了凸显“缺失女性”的问题，国外还有一种统计方法是以男性为100的女性人数，如下表：
根据这种统计方法，在1982年中国的新生儿中，每1000个男婴只有921个女婴；在1983年，这个数字变为每1000个男婴901个女婴。（Hopkins； 125）在没有性别偏好的国家，例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女男比例是106比100。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女男比例是101比100。所有女比男少的国家都是人为造成的：例如印度1901年是97女100男；1971年是93女100男；1991年是92女100男。巴基斯坦是94女100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