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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婚外性关系，他完全没有愧疚感。由于妻子的默许，他反倒生出一种敢作敢当的坦率。他说：
有些人是敢做不敢承认。我就敢承认。我各种各样的性活动都搞过：我玩过四个人的；我一个人和两个女人的；我们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我都玩过。我和一个玩交换情人的说过：14岁以上，只要对方承认不是强奸就没事。我相信人分三六九等，有的人就能提前进入现代社会。
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
宁穿朋友衣，不睡朋友妻。所以我的原则是，做情人可以，但是她的丈夫不能是我的好朋友才行，是一般朋友才行。有些女人的父母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帮我一起瞒着她丈夫。有的女人我多年不见，失去了联系，我楞能从她父母那儿找到她的联系办法。人的关系就像一石投水，水纹是一圈一圈的。出了五服就没事了。我的那些情人中，有90％我没见过她丈夫。
根据杜蕾斯调查，全世界有22％的人承认有过婚外情。土耳其人有过婚外情的比例最高（58％）。根据大量过往的社会学调查，终生至少发生过一次婚外性关系的比例一般在40％上下。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单位管束严厉，对婚外性关系一旦发现会有行政处分，估计在这段时间婚外性关系会比40％低得多，我的一项北京市随即抽样调查显示婚外情的发生率只有6。4％。但是随着单位制的改变，私人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加大，行政力量对婚外性关系的管束逐渐松弛，婚外性关系在中国有上升趋势。婚前贞节和婚姻贞操所占比例的下降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五、性道德的变迁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道德，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道德观与褒性的道德观。
反性道德观的渊源在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 （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坦娜希尔，155…156）
在基督教、佛教的教义中也都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的反性的成分。在基督教未产生以前，人们并不特别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战胜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的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既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僵硬。（居伊昂，221） 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而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一些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淫秽的联想，就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搞同性恋，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除了宗教右派之外，女性主义的一个流派也持反性态度，但它不是像宗教那样从道德角度的反性，而是从两性关系角度的反性，其代表人物是德沃金。她提出：性是表达统治、仇恨和愤怒的，而不是表达感情的。（Devine and Wolf…Devine； 90）这种观点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异性恋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压迫的关系，应当予以抵制。
在东方国家，还有一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印度《爱经》产生与公元3…5世纪。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道教认为性不仅有益于生殖，还有益于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和谐。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却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西方社会中性障碍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罗洛梅，48…49）
中国的情况仅从表面现象上看，就同上述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编剧的潜意识当中大约有防止人从血缘关系联想到生育、从生育联想到性这样败坏革命者形象的意图。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莫尼，穆萨弗编，521…523）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性氛围，也不同于现代的性环境。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20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根据西方社会的统计，40％的夫妻每周2次性生活。25％的单身者每周2次性生活。（Nadeau； 75）2005年度，中国内地共有89018人参与并完成互联网上的杜蕾斯调查。调查对象20％来自北京，其次是江浙12％，广东10％。被调查者的年龄跨度为16…55岁。根据此次调查，2005年全球平均年性生活的次数是103次，其中男性的平均次数是104次，比女性的平均次数（101次）略高。35…44岁年龄段中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最多（112次），而16…20岁年龄段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仅为90次，25…34岁年龄段中的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次数为108次。1/5的人每周有3…4次性行为，5％的人每天有一次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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