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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中队委员，高中时还是团支部委员，工作以后做过单位的团支部委员，后来做经理。我没有觉得因为是女的受压抑，因为我工作的单位总是女的多，男的少。
这种情况不仅大量出现在城市当中，在农村中也普遍存在。一个农村女青年不会因为性别在学校受到特别的歧视。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说：
我小学时当过班长，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当班长。我小学时学习好，跟老师同学处得好。
有时，在学校中，女生干部甚至会比男生干部多，这一方面说明，学校中的性别歧视并不严重，另一方面也因为学生干部是以服务功能为主的，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权力和资源。一位曾在一个市重点中学学习的城市青年女性说：
我小学时是大队长，挺累的。中学老师问我们，你们都想当什么干部？我就想当个组长，英语课代表。小学都是学习好的当干部，所以男孩不占优势。老师总是尽量动员大家选男生。高中时班长都是一男一女，因为男生说女生，女生不听。十四五岁时，男生女生说话有障碍。
有些男性反而会感到对当干部更加力不从心。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人性是丰富多彩、差异巨大的，并没有一种生理的力量规定男性必定是愿意做领导的或强大的；女性必定是驯顺服从的或弱小的。一位城市青年男性说：
我不会当干部，没有当干部的愿望，干不了，没有能力干。青少年时代，学校里男孩女孩都有当干部的，没有歧视。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参政的积极性低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出于性别原因，而是体制原因，这种没有途径参政和没有兴趣参政的无力感在男女两性中并无区别。例如一位担任私企领导的女性这样说：
我投过票，没认真过，因为在中国投票没有用。选人大代表时，我都不认识他们，所以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我觉得不值得去想，因为没有用，还不如农村选村长，有点实际内容。
2005年发生的“超女”事件表明，人是有投票选举、表达意愿的冲动的，可前提是：他的一票必须是有用的。如果明知无用，人们的兴趣就下降很多。中国人对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不太热情，原因就在于觉得自己的一票毫无用处。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仅仅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能够奏效的了。
总的看来，中国女性在参政方面的劣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领导和管理人员中女性偏少。这一点既有统计资料来证明，也符合人们对领导人性别差别的观念。例如，在调查中，一位城市青年男性就是这样说的：
对于中央领导里都是男的我觉得挺正常的。如果是女的领导，也能接受，但我等不到这一天的。女人当领导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做不到。男的综合能力比女的要强一点。
这种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状常常被解释为女性“素质”较差。而“素质”的性别差距其实也是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机制和观念造成的。对此，一位中年女工是这样说的：
当领导的还是男的多，女的还是比例少。难道是女的不聪明？我年轻的时候，女的上大学的少。有好事、提干都是男的机会大。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以女的为辅。我跟我丈夫争论。他说，这个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我说，那不行，女的是半边天。他说，不是半边天，实际上也做不到半边天。
女性的素质与参政水平在这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女性素质较差，所以参政水平低；女性参政水平低又导致参政经验的缺乏和领导素质的进一步恶化。这个逻辑倒像是一些招工单位所提出的必须具有工作经验才能被录用，而越是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的就越不能用，结果人应当到哪里去获得他的第一次工作经验呢？女性在参政方面就像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来者——男性已经做了几千年的领导，女性才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来者。后来居上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因此，要想提高女性的参政水平，除了女性自身提高素质和管理能力之外，还要靠倾斜的政策对新来者给予特别的培养。事实上，许多女性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正渐渐从新来者变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女性只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素质，再加上制度上的倾斜保证，例如将女性人大代表的名额份额从目前的20％，逐步提高到30％、40％，乃至最终达到男性的水平，相信两性参政上的不平等将逐渐为平等所取代。
有些人对在选举中保障女性比例的做法不大赞成，认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是，第一，女性作为新来者，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得不依靠这种倾斜的政策；第二，即使在女性参政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也会采用对所有需要选举产生的岗位都要求候选人性别比例男女各半的做法，最终选举的结果虽然还是男多女少（男性占60％；女性占40％），但是他们为女性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这种做法我们应当借鉴。
其次，传统观念为女性领导男性造成困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由于男性领导女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女性领导男性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必说领导技能，仅仅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就为女性进入管理领导层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一位目前正在担任企业一把手的中年女性说：
当领导，男的比女的工作起来省劲，有的外聘的下级男管理人员就不服从我的管理。本厂的都是工人，就没有服不服的问题了。
传统观念和习俗为女性领导人设置的障碍不仅表现在工作难做，还表现在“门槛”更高——女性要进入领导岗位，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严格地说，这是社会的不公正，是没有给两性平等进入领导岗位的权利。例如，一位年轻时从劳模提升为车间副主任的老年女性说：
车间有两个副主任，那个副主任和主任都是男的。我必须干得比男的多，干得比男的努力。如果两个人各种情况都一样，人家就愿意用男的。女的要想干领导就得比男的干得好。
在女性领导者本来就是新来者的情况下，对女性进入领导岗位还要有形无形地设置更多的障碍，这种做法还相当普遍，这是典型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如果女性不能以新来者的名义要求降低门槛的话，公平竞争总应当是起码应当加以保证的条件，而在社会现实当中，由于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就连这样的最低标准还没有做到。这是干部选拔制度中应当特别加以改善的地方。
第三，女性不愿意当领导、做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在城市中稍好一些，在农村表现得更加严重。一位农村中年男性、前村支书说：
村里党员里头女的少。全村一共23个党员，女的就1个。现在选干部得活动，有的还得花钱。女的不愿意出这个头，都在家里忙自己的家务。她们也怕自己能力差，遇到事处理不好。女的就是不愿意出来当干部。
由于缺少从政的经验，又缺乏观念上的支持，许多女性根本就不去参加竞争，而是自愿的不战而退。一位市级劳模、纺织女工这样回忆了她当年选择一生道路的经历：
我学徒时成绩特别好，回厂时可以有个选择，或者当落纱组的小组长，或者当挡车工。要想当劳模就得是操作能手，就得选挡车工。我这个人不愿意当官，我拉不下脸来说别人，当领导必须能拉下脸来训人。那些工人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挡车工就干好自己那一摊事就行了，不跟别人打交道。后来我就干了挡车工。我每次考核、比赛成绩都是最好的。我这人不爱出风头，我要是见到对面来了领导，我绕着走，我也不会溜须拍马。人家都说：你要是会跟领导搞点关系，你早上去了。我年年当标兵，市劳模我们全厂才两个，我连着当了三年。那年人家让我入党，总工会派人下来采访劳模，我说，我没想当劳模入党，就想帮我妈多挣点钱养家。人家说，你太老实了，没有你这么说话的。我要是会来事，我早就熬到厂部（当干部）去了。
男女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实一旦形成，对公平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认为自己不行、不能胜任的想法就会内化到女性的思想当中，使女性丧失竞争的信心，或者以为自己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担当领导责任。这位劳模的经历就很典型。她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性格（不会训人）就不适合做领导者，于是不争而退，将领导岗位拱手相让。这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不战而降。这种状况虽然是几千年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如果女性不努力加以克服，参政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此外，在现实政治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农村，这一情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查对象中一位农村中年男性有思想，有热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村里某次抗税行动的带头人，在某年税款猛增的情况下，村里不满的人成立了一个抗税的自发组织，他成为组织里出头露面的人。他不无自豪感地描述了他的“领导艺术”和参政抱负的：
我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以法律为基础，注意搜集报纸文件，法律书籍。第二，了解乡村的风土人情。因为农村是一个闭塞的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脱钩，要生存就必须适应它。第三，变通。就事论事，也就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以达到目的为准。乡里干部劝我当干部，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不愿意去给别人做工作，对不起我的良心。我把钱放在第二位，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我在高中时很激进，对城乡区别特别不服气，我后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和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