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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1984年3月20日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