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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王兄的英文写得掷地有声，文采斐然，但文法往往不依常规。这使我意识到行文之道，重要的不是文法，而是文气。我其后自修英文的一个重要法门，是朗诵及背诵文气如虹的文章——起初是王兄介绍的，后来自己找寻「诵」物。
其二，王兄说得清楚，天下为文殊途同归。一样语言写得流水行云的，任何其它语言，只要识字，写来也流水行云。
最近重读《卖桔者言》，觉得在思维上与今天没有多大分别（十六年没有寸进！），而文气也差不多。唯一觉得自己有进步的，是中语文字的操纵。舒巷城当年常说我有的「语病」，今天是少见了。
（1984。06。19）也论《论衡》
经过了七个多月，《论衡》发表了五十篇；对一个从来不在报章上写稿的人来说，总算是一点「成就」。在此之前，我颇想知道写专栏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一写之下，才知道其中大有「玄机」。真佩服那些写三几个专栏而从不断稿的人——就算是那些不堪一读的，我也佩服！
写专栏不是我的职业，就连副业也算不上。以空闲时间执笔，每星期要写五千字；而二十多年来我没有用中文书写，其苦处不足为外人道！中文实在不够现代化，要作者亲自用手写，易稿时要用人手抄，而抄错了或用上了别字又难于发觉。关于《论衡》，我唯一引以为憾的就是时间不够——我若能每篇多花几小时，文章会写得较好些。
有人说，一件艺术作品是从来没有被完成的——它只是被遗弃了。我同意这句话。我一向写文章，都难把文章完成——改得厌了，要把文章「遗弃」，就寄出发表。《论衡》虽然算不上是艺术作品，但每篇都没有被「完成」，也不是被「遗弃」，只是因时间所逼而非交稿不可。以我来说，这是一种代价。我相信很多专栏作者都会有同感的。
读者对《论衡》的热烈反应，远超我意料之外。虽然我力求简明，力求通俗，但毕竟经济学的题材不容易，辞难达意。有不少《论衡》难以明白，但读者还是要看。我常在想，《论衡》这种文章，若刊登在外地的报章上，是不会有这么多读者的。香港的读者很特别，虽然特别之处在哪里很难说。但既然任何题材都有读者，我就索性不管他们的喜恶，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我记不起在哪一本名著中作者写道：「我不是说我很好，但总觉得自己有点与众不同。」从街头卖桔到高斯定律、从灯塔到养鱼千里、从知识到读书的方法、从评钱俊瑞到公司法治港，都是以经济的角度入手。风马牛不相关的事，都被我扯到产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说，像《论衡》那样的文章，任何其它报章的专栏是不会有的。促成这特色的主角可不单是我——《信报》要试跟市场打赌，是促成《论衡》的特色的主因。
有几位高手读者不约而同地说，《信报》和我相得益彰；我当然乐意坐享其成，沾一点《信报》的光。但《信报》的编辑和我既无策划，也毫无默契。这全无章法的合作，能赢得一些可读的文章，全是靠信报编辑亲自用上神来之笔，每篇改几个字！
有不少读者认为《论衡》是够胆、敢言。这观点是不对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若是在文章内说几句假话，或言不由衷，就很难在行内站得住脚。为米折腰，我是一点胆量也没有！今时今日，在一向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写几篇学术性的文章，竟然被联想到「够胆、敢言」那边去，怎能不叫人悲从中来？
在《艾丽斯梦游仙境》里，皇后问艾丽斯：「你还要多喝一点茶吗？」艾丽斯回答说：「我一点茶也没有喝过，怎能要多一点呢？」有些朋友见我赶稿，就打趣说：「张五常江郎才尽了！」我想：「既是无才，怎会尽呢？」有了这个艾丽斯逻辑的自我安慰，我就本怠肝薏挪豢删 沟淖谥迹坐下来，拿起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成了《论衡》。
但有些文章是由朋友「点唱」而写成的。有朋友要我写邓丽君，我就写了《邓家天下》；《信报》的编辑要我评论的士风潮，我就写了《的士的问题》；有人不相信「教授」会在街头卖桔，我就写了《卖桔者言》。很不幸，因为九七问题，有很多其它很好的「点唱」题目，是被搁置了。有些文章是写了而没有发表的。《学英文的方法》，被某英文老师见到，指我所言步步「不依常规」，认为我最好不要「捞过界」，我就知难而退！《考试的方法》写了一大半，但见香港的学生过于着重考试，就决定不再写下去。
因为知道很多学生阅读《论衡》，写作时我就为了一件事耿耿于怀，在这里我要向学生们解释。我一向都反对在经济学上用价值观，或提出各种可以改进社会的建议。我一向坚持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其主要用途就是分析与推论现象或行为——价值观及改进社会，见仁见智，与科学无关。但在报章上写文章，没有价值观，没有建议，就不免沉闷。我在课堂上就对自己的学生说，读《论衡》是可以的，但不要以为学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改进社会。
事实上，我从来不相信经济学者能有通天本领，可以影响或改进社会。被执政者利用却是有的。就是凯恩斯也把自己的本领高估了。而我自己呢？沧海一粟，什么野心也谈不上。这总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有人说，一个思想，无论是对或错，一经表达了，就很难完全消逝。这观点我是同意的。我相信我有些文章，很多年后也会有人读。既然要论衡时事，巧逢九七问题，我就不妨逢场作兴，凑凑热闹，在此时此地也学人作一点建议，好叫将来好奇之士多一点资料。我没有「万世留芳」的妄想，但「飞鸿踏雪泥」的本事却是有的。
记得在十四、五岁时，我和几位朋友爬到筲箕湾的柏架山之巅。那里有一块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写上名字。少年朋友见海阔天空，又知我稍懂书法，就找了一块有颜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题字。我既没有毛润之「指点江山」的豪气，也没有苏学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还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
我记不起是谁曾经说过，文章有如一个孩子，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一旦离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着了。有很多读者要我将《论衡》辑而成书；我以为《论衡》在「离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后记
只不过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写道：「中文实在不够现代化，要作者亲自用手写，易稿时要用人手抄，而抄错了或用上了别字又难于发觉。」
今天，用计算机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绝不比打英文慢。数之不尽的写稿佬转用计算机打中文字，改好后就以email转到出版处，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编辑认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间出版社，只需用三、四个人，两部计算机，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书。
我这个人不可救药，是个「古」人。从来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写的。连用原子笔我也不习惯，要用墨水笔。其它新兴的各种科学怪笔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周刊》写文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也养导父觥腹拧谷耍能看得懂我的草书，植字后传真给我时错漏极少！传真机我是懂得用的。
计算机的好处，众所周知，而数十年后回顾，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起步时期。世界会大变，但变成怎样就不容易推断了。我认为我们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计算机的代价。我不是指金钱的代价，而是人会变成怎样？
不写字会怎样？不用人脑计算会怎样？艺术作品由计算机代作会怎样？儿童的游戏不需要儿童想象会怎样？这一切，还有很多其它的，我思之惘然！
一、 假设与实证
（1984。01。06）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的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计算机数据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登缴系摹肚迤嚼帧罚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赛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