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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大事改进新界土地的产权界定。最近我有机会较为深入点地调查新界的土地。真想不到在今日的香港，新界土地的划分仍是用着原始的方法；而地的分类——三级农地、「B仔」地、「丁」地，用途的管制及地主的权利界定，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因为新界是租用地，港英政府在以往没有大事清理产权的问题是可以暸解的。
但现在香港归还中国已成定局，香港政府就不应将新界的土地跟香港及九龙半岛的分开处理。从现在起，实事求是的政策就不应再把新界作为租界看待。在主权易手之前，香港政府应将新界土地的产权加上清楚的界定，将用途及转用途的程序订定，将非法占用地的行为加以约束。若能得中国的同意，年期当然是越长越好。这些加强私产界定的工作，是不应等到主权易手后才办的。
五、以地契合约协助过渡。长期与短期的合约，各有各的用处，但在产权的年期上，通常都是长期为优。北美洲的私有土地都是永久性的。香港的私有土地是官地，有年期，而地契本身就是一张私人与政府所定的合约。若香港政府能尽量将地契的年期延长，要补地价也让市民有提早补的权利，这对主权易手时的顺利进行是有帮助的。原因就是若一般地契的年期都能跨过九七后二三十年，土地投资者就不需担心主权易手后，因为地契年期将满而发生问题。
香港有三长——地点、人才、制度。地点的优越不会受九七影响；人才的外流在所难免；香港人唯一要争取的就是制度的保障。中国既然屡次强调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在主权易手前港英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与这制度有冲突的地方修改。将一个完完整整的资本主义（私产制度）交回给中国，是保障这制度的一个重要办法。在这一点上，本文指出两大理由。第一，要增加自由市场的运作能力，若在九七前不做，九七后就难有机会了。第二，与私产及市场有冲突的法制或政策，是最容易被利用为削弱私产及市场运作的工具。混合制度（Mixed Economy）一向都是受不起压力的考验的。英国本身的经验就是有力的实证。
（2000。04）「九七问题」后记
「九七问题」这部分的九篇文章，早应过时，但保存下来作回顾，倒有意思。
《向港英致敬》是指夏鼎基时代及之前的港英，之后的港英就不值得那样欣赏了。
《公司法治港》的建议没有被采用，殊为可惜。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好些城市都应该以公司（Corporation）的形式管治，不仅是香港。在外地，尤其是美国，城市公司很普及，而且办得成功。
其它几篇关于九七问题的文章，今天重读，仍感满意。好些北京朋友说这些文章对后来的「基本法」影响很大。这一点，我什么感受也没有。这些文章发表在「基本法」制定之前，其建议有没有雷同之处，或巧合雷同，读者自己作判断好了。
九七已过渡，除了居港权及香港终审庭那次风雨外，北京对香港算是言而有信，不容易批评。但今天香港的经济困境，是因为港英及北京双方在九七前各有各的做错了一件事。
港英之错，错在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大吃最后的晚餐。公务员加薪加得厉害；公共事项消费激增；福利在某程度上走上社会主义的路。
北京之错，错在大事唱好，大锣大鼓，惟恐天下不知香港回归大有前途。内资的涌进使香港的物业价格暴升至人类历史高峰，工资与物价亦步亦趋，违反了在联系汇率下香港通胀率要与美国的通胀率看齐的准则。升得高，跌得惨，是以为难。
十多年前我就说得清楚：九七过渡，越静越好。为什么执政的人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哲理？
三、 香港事
（1983。12。06）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在我有机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它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一、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二、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国难」财。三、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四、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曾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南京条约》，中国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的军事费用较其它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平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它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就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争的地方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他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值的指引才有可观的收获。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它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气用品及种种食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它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立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它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运还是明智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一个能使经济繁荣的制度，是知难而行更难的。
经济学家都是善于批评政府的。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以此谋生——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论文的好题目。我与钱俊瑞先生在观点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要比钱先生所指的各种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香港经济学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的优劣只能以比较方式来衡量。香港的经济制度，虽然可批评的地方仍多，但在我们所知的局限下，它对繁荣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下谈话中，钱先生提出近来常听到的问题——既然港英能将香港的经济办得好，为什么英国本身却办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困窘的问题，正如中国坚持共产主义对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政治上的问题，我无从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国在战后没有改走社会主义，使国营企业激增、工会林立，她当年在世界上的经济雄风，是绝不会在二三十年间被日本取而代之的。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期货市场（modityFu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