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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有的共产政制中，他是唯一敢将门户开放的执政者。讯息有说服力；中国的门户开得够大，再也关不起来了。单就这一点，将来的历史学者对邓小平的「功过分帐」总会笔下留情。
但是一个经济体制有良好的转变，十三年可能不足；而香港人的预期转变对香港经济所能造成的致命伤，十三年却是有余。我常在想，要是九七能延后二十年，香港人的预期很可能被经验改进。这并不是「拖得一时得一时」的想法，而是多了二十年，中国的改进很可能大有苗头。中国今日所承诺的「九七后五十年不变」，远不及将九七延后二十年，让中国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香港人就大可安心。
因为经济水平不够现代化而影响了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中国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举一个例，最近香港某乡绅问姬鹏飞，中国所说的九七后五十年不变可否延长。撇开那些引人注意但无关重要的大字标题不谈，姬鹏飞有如下的回答：「五十年已是中国可能容忍的极限。由现今起计，二十年后，中国就算是不能追赶过先进国家，亦大概可以平排。在此情况下，将五十年延长实在亦无多大意义。」
这推论有道理。但问题是，姬鹏飞认为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二十年后可与先进国家平排（或起码足以炫耀），香港人却不相信。因为若中国坚持共产政制，姬氏的预期是违反了香港人所知的经验规律。香港人现有的不良预期，若继续恶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要是铤而走险，去尝试一下这预期对香港所能造成的损害，中国与香港都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改变香港人的经验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几年之间（恶性预期所能造成的损害不需十三年）很难办到。对香港人说什么安心话是没有用处的。
不良的经验规律促长了不良预期的形成。既然我们不能在几年之间改变香港人的经验，我们却可使他们不用这些经验去促成他们的预期。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将收回香港主权的年期改为不固定，而转为采用一个令香港人足以安心的准则来决定年期。例如收回香港主权的时间是定于中国国民平均收入及得上香港的一半（或其它类似的准则），香港人就不会用他们的经验规律为依归。目前的中英谈判不妨继续，但若固定了年期（不以准则决定），一个无可避免的坏处就是强迫香港人用现有的经验规律去促成他们的预期。
我不想强中国之所难，或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一向强调，中国若能大幅度地运用自由市场的功能，她会有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我也曾推断中国会向这方面走。但毕竟这是个人之见，不是香港人所知的经验。要将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追上香港不容易（姬鹏飞可能是过于乐观），但要追上一半或其它足以安定香港人心的比率，不应是苛求。战后日本直追美国的速度是一例。要是中国长久都追不上香港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中国的政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问题是这样的。中国执政者的自信跟香港人所知的经验格格不入，而恶性预期所能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计的。善用市场的人靠经验生存；他们从来不听安心话；统战只能增加他们的恐惧感。以现在我们所能猜测到的中英谈判及将来协议的形式，对香港人的预期我恐怕也无能为力。跟任何决策一样，日期一固定了，预期就会被迫而形成。学生明知要考试，但一提出考试日期，他们就举室哗然！据说定了日期结婚的人，心跳率是会加速的。
另一方面，要中国放弃香港主权是不可能的。时间是要有所决定。我建议的不是推翻时间的决定，而是这决定是要基于一个足以安定香港人心的准则。因为上文提及的「经验规律」，这个准则应该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成就，这与姬鹏飞的推论大同小异。有了香港人能接受的准则，日期的迟早并不重要。
我从来不明白中国既然不承认中英当年的条约，为什么九七却要固定了。英国既愿意弃港而去，中国若要收回香港，就应照他们的原定计划——找到适当的时机。以条约固定日期并不适当——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适当的时机是要决定在一个足以安定民心的准则。中国若能真的将经济水平现代化，这准则是不难找到的。有了这准则，香港人所担心的「保障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与其让日期决定香港的繁荣，倒不如让中国的繁荣来决定香港的日期。
（1984。05。22）讯息不足的烦恼
香港人从共产政制中所得的经验，是他们对九七产生了不良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执政者对香港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太少了，这是讯息不足的问题。要将香港企业换班底、改字号，接班人的言论显示出他们对这企业的成功因素一无所知，怎能不叫这企业的成员担心？
去年中秋节的前夕，我和几位朋友与从中国来港的八位经济专家（包括许涤新及钱俊瑞）一起吃晚饭，在席上发生了辩论。这件事在国内的《瞭望》杂志曾有报道；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些不大正确的传说。在席上我很少发言，而事后我跟当晚在座的香港朋友意见有所分歧的地方，是我认为那场辩论没有基本的冲突。
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我对辩论视作家常便饭——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从不介于怀，但令我感到烦恼的，就是我坐听双方的言论良久，竟然找不出大家观点的不同之处。骤然听来双方的不同点甚多，但细想之下，又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既不知对方的假设及推理的程序，怎可以说是有所不同呢？
中国的专家以他们惯用的角度看世界，以「党」、以马克思、以革命精神来看「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我们是不容易明白的。正如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世界，跟善用市场而不管其理论的香港人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要辨别不同的所在是要花时日的。在一般人与人的接触中，传达讯息是要基于一个共通的语言。因为专业的分别而使大家有讯息传递的困难，双方都了解，不求明白对方，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问题是，若是我有权管你，而你却不知我说什么，你就会产生惧怕之心。
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香港人对九七的「怕」，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中国执政者以他们自己认为是「再合理不过」的立场发言，香港人听不惯，或不知所指，就产生了恐惧。我可举一些最近的例子。邓颖超说香港人可以放心，因为中国绝对不会作一些对香港有害的事。这可算是最平稳的说法了，而说话的人又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怎会是有恶意的呢？但香港人可能会想：「她认为是『有益』或『无害』的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多年对人民的『善意』，效果又如何呢？」
又例如姬鹏飞说，将来的港督及「司级」人物都要爱国。爱国没有什么不好，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姬氏所说的「爱国」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们就会想：「爱国的人是否要听『中央』的话？爱国跟生产赚钱有什么相干？不『爱国』会受惩罚吗？」邓小平说，将来香港若有动乱，中国会派解放军到香港去，这显然是善意的，但香港人既怕「军」，更怕「解放」。
在不同政制下的人所持的观点的不同，差别之巨，我是在九七问题发生以后的经验中才体会到的。中国的执政者认为是乱，是要改的事，惯于自由市场的人可能认为司空惯见，认为很平常。而中国执政者认为是大可安慰人心的行动，香港人可能持相反的看法。
举一个例，中国的经济专家若去参观香港的玉器市场、花市、鱼市或股市，他们会认为是「乱」，是要改的；惯于身在其中的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处之泰然；作为一个从事市场研究的人，我觉得这些市场妙不可言。
几年前有一批中国学者到西雅图去，华盛顿大学校长慎重其事，要我亲自向他们介绍美国。我于是跟一家大股票经纪公司联络安排，带这些学者去参观。他们见到庞大的办公室内电讯横飞，经纪奔走相告，几十个电话一齐响，而柜上用灯打出来的价格不断跳动，认为是「乱」。其中一人问我：「为什么不将价格固定了？」我回答说：「他们正在这样做，但要定价，市场就要搜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讯息，井井有条地安排，免除了这些持有不同讯息的人的纷争。若不这样做，社会的经济就会乱！」我解释了半个小时，他们都不明白。
举另一个例。「统战」是在共产政制中的一个治乱办法，跟市场的治乱办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九七的问题，中国就在香港从事统战；以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顺理成章。但统战跟市场格格不入。「统战」没有买卖、没有产权的界定、跟生产赚钱扯不上关系。但在自由市场中，买卖、市价及产权界定，正是治乱的基本机能。中国以统战来安定港人，但港人却认为是风声鹤唳，因恐惧而乱。
要明白一个经济体制的运作，着实不容易。就算是在国际上有名望的经济学者，穷多年的研究，对私产制度的运作往往是一知半解。因为若对这制度有全面性的理解，所知的一定要博且深入。能体会到这个困难的学者，对阿当．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著的《原富》，是无不五体投地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在一个私产政制中的执政者懂得经济学，更谈不上要清楚地理解整个体制的运作。但若这些执政者惯于这制度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的言论就不大可怕。另一方面，有了私产的界定及保障，执政者要大事干预并不容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元老戴烈德（A。 Director）就曾对我说过，任何人当美国总统都没有多大分别；史德拉（G。 Stigler）也有同样的观点。
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主权，因为两个制度截然不同，他们的执政者就要对香港的制度在某程度上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在目前，他们连生意合约的本质也不了解，其它如香港的金融制�